在中英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夕，荣毅仁带领的中信集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中信香港也随即诞生。在当时，中资企业在香港所肩负的使命是经济战争，核心任务是维护香港稳定。

1984年，荣毅仁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信党组书记熊向晖商量，希望他能亲赴香港主持香港中信总经理米国钧的到任酒会，以示隆重。

米国钧是辽宁盖县人。1940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处长、中共天津市委副部长、国家科委副局长、驻奥地利商务代表、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驻斐济大使、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香港中信成立时，荣毅仁将其派往香港主持大局。

熊向晖说，那要选择一个“好时机”，中信的两位领导人将米国钧的就任时间定在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后。

这个时机选得果然好。从此次访港的日程表上可以看出，从熊向晖一行抵达香港到离开，香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安子介、李国宝、利国伟、唐翔千、查济民、郭鹤年、罗康瑞等悉数出面，轮流宴请，英资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Sanberg）则在赛马场包厢宴请熊向晖，并请他看赛马。在前后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不少宴请不得不安排成“请吃早茶”。这在香港工商界是少有的。

1984年10月11日下午，熊向晖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中区文华酒店为中信香港分公司新任总经理举行酒会。据当时香港报纸报道，五百多位中外各界人士参加了这次酒会，港府财政司彭励志、政治顾问麦若彬也亲自到场祝贺，场面热闹。

熊向晖在致词中指出，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决定扩展在香港的业务，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四化建设、振兴中华服务，并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些有益的事情。

1985年5月14日，香港中信公司在香港华润大厦正式挂牌营业，米国钧出任总经理，熊向晖、王军、雷平一、庄寿昌等为董事。

中信进驻香港后，荣智健和米国钧、王军等人的私人交往逐渐频繁起来。

1985年初，随着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香港各界对未来充满信心，楼市也开始从低迷中恢复起来。新年一开始，香港房地产市场涨势惊人，不仅买卖活跃，而且楼价也不断上升，有些楼价的涨幅非常可观，甚至达到八成。

当时，市区内较新的住宅楼宇售价，小型单位一般为每平方米600~700港元，个别的高达800港元，比1984年上涨了10%~20%；中大型住宅单位每平方米约为700~900港元，个别上升至1000多港元。

但是香港楼市的火爆并没有给荣智健带来实际好处。他所持有的物业以商业物业为主，但市场上比较好卖的是普通住宅，商业楼宇的售价、租金涨幅并不大。中环地区写字楼的售价每平方米约1000~2300港元，上环区约为530~1000港元，湾仔区约540~820港元，尖沙咀约500~1000港元，写字楼每平米的月租为5~20港元，湾仔区为4~13港元。

到当年9月，香港楼市开始由年初的火爆转入平淡，尤其是在11月和12月，一些物业推出的拍卖，几乎无人问津，楼花和现货楼盘又开始陷入低迷。荣智健在楼市中起起伏伏，虽然没有在楼市“牛市”中获得好的收益，但还算保住了老本。

炒房毕竟不是长期的生意，荣智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事业。而在这个时候，香港中信正陷入发展的低谷，正需要熟悉香港商业环境的自己人掌舵。在中信集团众人的劝说下，荣毅仁终于同意让荣智健进驻香港中信工作。

其实，在进入香港中信之前，荣智健早就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向父亲建言发展大计。他提议香港中信投资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当时港府正在规划中的东区海底隧道建设。

荣智健的理由是：香港地方狭小，车多、人多，道路拥塞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交通拥挤难题，港府除了在地面修建道路外，还往地下发展，兴修海底隧道是其方略之一。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港府决定在维多利亚港东部水下开凿第二条海底隧道，即东区海底隧道。这条隧道是香港第一条公路、铁路两用海底隧道，南起港岛区鲱鱼涌，北至九龙区观塘蓝田茶果岭，全长2.2公里，是双向四车道隧道，建成后将成为香港运输网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香港中信投标东区隧道，将可以介入到香港基础设施建设中，以此切入香港经济的大环境。荣智健的提议得到了香港中信的认可，最终，香港中信采纳了荣智健的提议，以3.7亿港元竞得东区隧道10%的股份。这一投资计划的成功，为荣智健后来入主香港中信奠定了基础。

1986年，45岁的荣智健正式加盟香港中信公司。随后，香港中信公司进行了改组，原来的香港中信公司更名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军任公司董事长。次年2月，中信香港再度改组，米国钧出任董事长，荣智健仍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后来，荣智健回忆起当初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千：“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事人，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运作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必然结果，是邓小平敢闯敢冒经济战略风险的结果。是的，如果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也许很难有机会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人。但是，如果我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和本领，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我绝不辜负邓公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也不会给父亲丢脸失面。我会用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一个成功的佐证，为世界经营管理宝库增添一段’上阵父子兵‘的商界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