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智健进入中信香港之前，原香港中信管理层几乎没有任何大动作，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原管理层干的最大一笔买卖就是收购当时的嘉华银行。

嘉华银行创办于1922年，当时称为嘉华银号，名称是取自当时的嘉南堂及南华公司，创办人为林子丰博士。

1924年12月，嘉华银行以“嘉华储蓄银行”之名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全数缴付资本为50万港元，总行设立于香港德辅道中208到210号。广州的嘉华银号便成了嘉华储蓄银行的广州分行，主要业务包括存款及汇款。两年后“嘉华储蓄银行”改名为“嘉华银行公众有限公司”。

1931年，嘉华银行于上海开设分行，进一步拓展银行业务，股本增至100万港元。1935年，由于中国经济不稳定，嘉华银行于上海及广州的分行停止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沦陷，嘉华银行暂停一切银行业务。1945年，本行在香港德辅道中269号新址重新开业，并于1949年1月改名为嘉华银行有限公司。

嘉华创始人林子丰逝世后，后人无心经营，1975年，新加坡侨商刘灿松购入嘉华银行超过三分之二股权，接管嘉华银行一切业务。

刘灿松入主嘉华银行后，正好迎来港英政府对银行实施新的监管措施。1978年3月15日，港府宣布放宽银行发牌措施，规定申请牌照的海外银行总资产须在30亿元以上，而其注册地又能以互惠条件让香港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该银行便可获发银行牌照。该措施实施后，持牌银行数目由1977年的74家增至1978年的88家。

香港弹丸之地，如此多的银行机构必然引起极为激烈的竞争，这也为1985年香港银行倒闭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控制银行数目，港府在1979年8月再一次宣布冻结银行发牌。

1980年7月，嘉华银行公开发售3500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溢价每股3角，随后于香港交易所挂牌。得益于牌照发放的收紧，银行业市场再度恢复秩序，嘉华银行上市当年即成为成长率最高的股票。

1981年4月，港府通过修订《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实行金融三级制（或称旧金融三级制，港府在1990年实施了新金融三级制），将整个银行体系分为三级机构，分别为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被统称为“认可机构”。

同年5月，港府宣布重新订定发牌准则，以限制符合资格的银行申请数目及避免过多银行在港开业。

1978~1981年，是香港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在这表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1982~1983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不景气，加上香港“九七”问题尚未解决，触发信心危机，地产市场崩溃，致使银行借贷坏账暴升，金融市场则动荡不安，香港银行业的泡沫开始逐步被挤破。

1983年9月27日，政府接管财政出现问题的恒隆银行。同年10月17日，港府宣布规定固定联系汇率为7.8港元兑1美元，并废除港元存款利息税，以挽救港元弱势。在往后的两三年间，联系汇率虽对香港经济起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但金融业在香港的发展并无大的好转。

1985年是香港银行业动荡的一年，所有中小型银行都出现财政困难，6月7日，海外信托银行和工商银行便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港府接管，嘉华银行也不例外。虽然当时嘉华银行在香港的分行数已经多达26家，并有4个海外办事处，全资附属公司则包括嘉华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及与荷兰安美保险集团合资的嘉华安美保险有限公司，但也没逃过一劫。

1986年4月21日，嘉华银行本行与中信公司签订协议，中信公司注资3.5亿港元收购嘉华银行92.5%的股份，嘉华银行成为“中信系”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也是第二家由中资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香港嘉华银行后，65岁的金德琴被派往香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当年6月，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金德琴出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嘉华银行董事长。

令荣毅仁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任命为嘉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0年9月11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3000万美元，委托中国银行借给中信公司，作为嘉华银行增资的备用贷款资金，年息4%，10年归还。金德琴拿到钱后并没有按规定存入中信公司的账户，而是直接存入了自己在嘉华银行的私人账户。

并且，他只用了其中的2566万美元认购了嘉华银行1991年1月发行的2亿港元的从属债券，扣留了余下的434万美元。在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过程中，国家的贷款1990年12月就到了他的私人账户，而认购从属债券是在1991年1月，期间将近一个月的利息184万港元就留在他的账户上。同时，国家外汇储备3000万美元贷给中信公司的年利率是4%，而他以中信公司的名义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年利率是10%，其中6%的利息差额也被他截留在自己的私人账户上。

从1991年到1995年，嘉华银行先后归还中信公司从属债券本息共3652万美元，金德琴即将这些款项全部转入其私人账户，他仅将其中的本息3502万美元归还国家外汇储备，扣留其中的利息差150万美元，加上期间新产生的利息共计1639万港元滞留给自己。

金德琴一共给嘉华银行造成了60亿元的损失，致使中信嘉华濒临破产，这就是2000年发生的金德琴弊案。这起中国最早的金融官员案由“中信”自己举报浮出水面。

这件事对中信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次危机中，年轻的常振明第一次以“白衣骑士”的身份出现，拯救了中信嘉华银行，他的才干也开始被高层重视，这为他后来拯救中国建设银行、中信泰富埋下伏笔。这件事情也成为王军自我纠错的一个教材，金德琴当时因为身在香港独立王国，从来不买王军这个新掌门的账。事发后还说：“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

金德琴事发也是荣毅仁始料未及的。尽管荣毅仁在构造“中信”时竭力将裙带关系的隐患排除在一个现代企业的门外，但专业企业精神和传统大型国企弊病的冲突也还是无法避免地存在于“中信”的某些局部。

金德琴的继任者、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1998年赴香港嘉华银行任总裁兼CEO时，仍然发现这个中资银行存在诸多显著弊端。

蔡重直后来回忆说：“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中信嘉华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1998年嘉华’拨备‘前的利润是6个多亿，如按5级分类法，最少要为不良资产准备近10亿的拨备，这就意味着要出4个亿的’红字‘，要亏损了。”

“银行吃的是信誉这碗饭，一家银行由于不良资产吃完了利润，又吃掉了部分资本时，它的信用危机就产生了。银行做到这一步，在香港已经是头条新闻了。而这个时候嘉华银行的高管还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

金德琴案发生后，中信嘉华银行发生了较大的信用危机，“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信嘉华银行盈利大幅度下滑，甚至面临亏损。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中信集团注资，或者寻求战略投资者来应对危机。

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最终，依靠蔡重直等人的努力，中信嘉华银行勉强活了下来，这也为后来中信嘉华银行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0年，中信集团派常振明担任嘉华总裁，重新整顿嘉华银行的业务。上任后，常振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斥资42亿港元收购华人银行，扩大中信嘉华的规模和业务。到2002年上半年，中信嘉华净利增长已达22.6%。

中信嘉华从2000年开始积极寻找收购对象，并聘请专业顾问就其收购策略提供意见。2001年6月中旬，中信嘉华银行发布通告，称计划发行10年期次级债券作收购合并之用，并明言该行正寻求收购香港一家资产总值与其相若或较少的银行。

而按此条件，香港本地可供选择的银行不多。符合“条件”的JGG日本信用保证（626.HK）、AEON信贷财务（900.HK）及廖创兴（1111.HK）三行的大股东均已表示无意出售手上权益，余下的仅剩港基国际（636.HK）及华人银行。

恰在此时，华人银行控股的股东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急需套现，表示有意转让股权。

华人银行是华银控股（0655.HK）旗下重要的全资子公司，在香港经营已超过45年，拥有21家分行。

2001年11月2日，香港中信嘉华银行斥资42亿港元收购香港华人银行，中信嘉华收购华人银行所涉及的资金主要由内部筹集。收购华人银行所需资金中33亿拟以现金支付，余下8.4亿则会以发行存款证缴付。

这项收购行动使中信嘉华资产从591亿港元增至约800亿港元，扩资35%，中信嘉华晋身成为香港第八大注册持牌银行（以资产计），香港第四大上市银行。中信嘉华收购华人银行后，规模和业务大幅扩大，在香港的分行由26家增至47家。

除了资产规模扩大以外，收购华人银行还有诸多好处：比如中信嘉华信用卡业务刚刚起步，而华人银行已经有成熟的信用卡业务，并且刚刚收购了金融财务机构，双方合并后可以使用同一平台、管理及品牌，中信嘉华利于加强偏弱的零售银行和信用卡业务；中信嘉华中资大客户较多，而华人银行的强项在于中小企业业务，其中小企业客户数目为中信嘉华的3倍，双方可以互补；中信嘉华财务状况存在诸多隐患，可以通过收购华人银行弥补。分析双方2001年中期报表，可以得到证实。

收购后中信嘉华的整体客户数增加了20%，其中中小企业客户更大增3倍，有利于未来业务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