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信香港成立之初，香港股市、地产及航运业尚处于低潮。经过慎重研究分析，公司管理层决定收购国泰的部分股权，这是中信香港成立以后的首项重大投资。

为了此次收购，荣智健仔细分析了历年来国泰航空各项数据指标。荣智健说：“我们分析了差不多六个月，觉得国泰的盈利前景看好，经营完善，而且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我们就把想法向北京总公司汇报，结果不到五天就得到了批准。”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简称：国泰航空，英文名称：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成立于1946年，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航空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观景路国泰城。国泰以香港国际机场为枢纽，是香港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提供定期客运及货运服务往全球各地。

国泰航空由美国籍的罗伊·C·法富尔（Roy C Farrell）及澳洲籍的悉尼·H·德坎措（Sydney H de Kantzow）于1946年9月24日创办。最初，他们均以上海为发展基地，后来决定迁往香港，并注册为国泰航空公司（据说，国泰的名字原是由法富尔及一群外国通讯员于马尼拉酒店的酒吧想出来的）。国泰航空公司是香港第一所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

成立初期，公司以两架改装自C-47运输机的DC-3营运航班，开办往返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及上海的客运及货运包机航班。国泰航空1946年创办时首架飞机是名为“Betsy”的DC-3客机，它在1983年退役后飞返香港，并在香港科学馆长期展出。

1948年香港最主要的商行之一的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即太古集团前身），收购了国泰的四成半股权。在约翰·基德斯顿·太古（John Kidston Swire）的领导下，太古洋行随即全权接手了国泰的营运业务。其后10年间，随着国泰引进头等客位及经济客位，机队不断扩展，而且服务日益完善。

当时的港英政府把香港以南的航线分给国泰经营，以北的则交予国泰唯一的本地对手--怡和洋行属下的香港航空经营，直至1958年，国泰收购香港航空。

20世纪60年代是国泰航空全速前进的时期。1962~1967年，公司业务每年平均跃升20%，成绩斐然。此外，国泰又再开先河，成为世界第一家为多个日本城市，如大阪、福冈及名古屋等城市提供国际航班服务的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的财务指标相当完美。20世纪80年代，国泰航空由太古洋行持股70%，汇丰银行则持股30%。1981年，国泰航空盈利1.3亿港元，1983年飙升至6亿港元，1984年高达8.8亿港元，1985年维持在7.8亿港元左右，1986年盈利跃升至12.3亿港元，比1985年增长58%。

1986年4月，国泰航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首次招股获得56倍的超额认购，5月16日正式挂牌买卖，截至同年底，国泰航空的总资产为110亿港元，其业务几乎垄断了香港航空业市场。

开始，荣智健的收购提议并不为中信香港的管理层看好，董事长米国钧也质疑他的决定。

米国钧对香港航空市场也做过详细调查，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香港空运市场日趋饱和，国泰航空未来的收益率会不会收窄？“兼并国泰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航空货运和客运两大摊子。目前香港有37家航空公司，每周有1200班定期客货机飞往亚洲、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中东等地。你敢保证航空运输在香港没有饱和，还有空间？”

荣智健却不以为然，“收购国泰，并没有增加香港的航空运力，启德机场每小时平均客流量为五千多人次，繁忙时，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它已成为世界运量最大的空运站。我们只要用好现有的空间就够了。”

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通过收购与太古洋行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他所谓的“扯虎皮拉大旗”。当时的中信香港还是小弟级别的公司，如果能够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英资洋行建立合作关系，对中信香港的商誉有着巨大的提升。“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强同英资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是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不光是在生意上。”

在香港中信管理层内取得一致意见后，荣智健又做通了荣毅仁和国务院的工作，国务院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论证，不仅完全同意荣智健的收购方案，而且非常赞赏这一收购方案，为此，国务院借贷8亿港元给中信香港作为运作资金。

1987年1月，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成功收购国泰12.5%股份，中信香港成为国泰第三大股东。

国泰航空为什么愿意卖股份给荣智健，其实是背后的太古集团看重了中信香港浓厚的中资背景以及巨大的能量。那时中资是香港名头响而又带神秘感的东西，大批的中共高干子弟在中信、光大以及新建立的内地驻港公司，如广东的粤海、广州的越秀、上海的上海实业、河南的豫港等公司工作。这些公司的巨大能量和商场大动作令香港人目瞪口呆。考虑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国泰的前景，太古集团决定舍小利投靠中信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