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论显然在起作用。美国资产的增长和美元数量的增长并不同步。尽管所有部门的价值下降了80%，美国公司仍占全球市场资本的56%。从1990年至2001年，道琼斯工业指数（DJIA）的累计回报率为281%，而甚至在不计算日本的情况下，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国家指数的回报率也只有124%。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仅有77%的回报率。

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转而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而且，任何资产，不论位于何地，只要以美元标价，本质上就是美国的资产。当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标价时，鉴于美元是不兑现纸币，美国本质上就无偿占有了世界的石油。货币数量论主张，美国印发的美钞越多，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越高。根据新古典主义的界定，只要工资不提高，资产价格的上升不是通胀。从而，强势美元政策为美国带来双赢，而世界各地的工人，包括美国国内的工人，交出了两倍的损失。

历史上，全球化过程一直是国家行为的产物，各国一直采取行动抵制国家主权遭受市场力量单方面的压制。货币垄断无疑是单个国家对贸易施加的最根本限制。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11年后，美国的建国者在斯密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制定了美国宪法，成文、理性地表达了对贸易垄断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的憎恶。斯密最憎恶的政策就是当时所有强国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我们需要记住，斯密有关限制国家行为的观点只是适用于关于贸易限制的重商主义问题。斯密从不支持政府容忍贸易限制，不论该限制是来自大企业垄断集团，还是来自其他政府。

重商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确保一国出口额高于进口额，在当时，贸易盈余都是以金属货币来结算的，也就是以黄金支撑的硬通货，而不是不兑现纸币来结算的。以黄金支撑的贸易盈余使英国等顺差国家能够投资于更多的工厂，制造更多的出口品，从而为本国带来更多的黄金。而美洲殖民地等出口地区，不仅耗尽了维系其货币的黄金储备，导致本地货币的自由落体式贬值（这与当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所面临的情况并无两样），而且缺少多余的资本来建造工厂，生产出口品。因此，美洲尽管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还是只能出口生铁到英国，来换取英国的铁制品。

1795年，当美洲人最终意识到他们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并开始募集欧洲资本（主要是法国和荷兰的）以着手建设制造业时，英国颁布了《铁制品法》（Iron Act），禁止在美洲制造铁制品，这导致了新兴的殖民地居民的巨大不满。斯密赞成与英国政府所持立场相反的政策，即支持促进国内经济生产和自由的对外贸易，这种政策后来被称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因为英国无法接受这种异端思想，所以拒绝以英文命名。虽然字面意思是“放任不管”，但自由放任的实质意思根本不是那回事。它意味着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抵制重商主义。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宣传“自由放任”就是政府不干涉贸易事务时，都暴露了其根本性缺陷之一：他们是完全不合格的历史学者。

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能通过低成本的进口维持美国的低通胀，也使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资产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十分昂贵。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政会上自豪地将这种安排称为美国的金融霸权，它使得美国经济在其他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繁荣发展。它扭曲了全球化，使之成为一种为了得到自1971年以来就不再由黄金支撑、近十多年来也不再由任何经济基本原理所证实的全能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最高的环保代价生产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的“向底线竞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