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春风激荡，万象更新。桑塔纳汽车早已不再新鲜，随着可口可乐、摩托罗拉和麦当劳等一批国外品牌涌入国门，大哥大、快餐盛行开来。年轻人奇装异服、发型怪异，开始标榜自我，公开约会也被允许。爱情歌曲流行一时，人们学吃西餐，学跳交谊舞，整个社会都在向世界靠拢。甚至首都机场内也出现了裸女壁画，这被很多外国人视为形势转化的风向标。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混沌的结束，中国社会以更加开放而包容的姿态迎接世界。

令人心潮澎湃的事情多数发生在经济领域。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刚一结束，下海便蔚然成风，知识分子一改耻于言利的清高，开始公开谈论报酬，光明正大地用知识换取财富。当然还有灰色生意，最典型的人群是“倒爷”。

当时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通常情况下，一件不值钱的日用品几经倒手就可能价格翻番，这或许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张扬放肆的投机，也是国人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投资，或者说是投机对财富积累的重大作用。

证券交易所已经出现数年，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兴起，深圳和上海成为最热闹的两个城市。

一夜暴富不再是梦想。上海滩，倒腾国库券的人群中爆发了一个杨百万。在深圳，上百万人在街头排队，为了获得一张股票认购证，有人甚至出价10万。金钱刺激欲望，洞穿道德与法律的围墙。各种赚钱梦四处开花，宣扬特殊功能的产品广告大行其道，因为缺乏规范引导，非法集资盛行一时，政府惩治了几个典型，才压住阵脚。

大的经济形势也如此怅惘。那几年，游资成风，炒楼花，炒股票，闹腾且不真实，直接导致海南房地产泡沫。为管住热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直接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查处了贪污腐败的官员，终于刹住了不正之风。

时刻关注中国的保尔森对这些事情并不陌生，他有多次亲临中国的经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激变一度令他心驰神往。透过表面的喧哗与浮躁，他看到了这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巨大空间。

以专业视角来看，混乱无序的中国资本市场亟待引导与规范，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限制，这个领域一直处于真空状态。保尔森敏感地意识到，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定会酝酿出一个惊人的资本市场，谁要是能抢得先机，一定可以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

这是1993年前后的事情，正值高盛前所未有的辉煌期。当时高盛的主要精力在欧洲，更确切说是在英国。之前几年，凭借英镑汇率的变动，高盛从不列颠岛大肆收金。但局部的辉煌并未阻止进取的野心，公司已经开始对中国市场展露兴趣，在扩张计划中，北京和上海被屡次提及。

保尔森或许应该感到庆幸，这个任务落到他的肩上。

1994年秋天，保尔森登上高盛历史舞台。作为新领导，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构想发展公司，他砍掉原来扩张计划中的大多数项目，唯独保留中国项目。后来回忆至此，保尔森透露，他希望在任期内完成三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健全中国的网络和服务。

在保尔森看来，一个志在开拓国际资本市场的公司，错过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对中国市场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美国本土、英国、日本和德国市场。对此，前英国石油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印象深刻，他曾这样评价保尔森：“在我与保尔森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时时感受到他对中国情有独钟。”

1994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打开了金融大门。

高盛的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潜伏中国更久，这一年终于在京沪两地开设办事处。与此相比，一个远水不解近渴的高盛香港亚洲事务处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支持局面。形势急迫，保尔森决定与摩根士丹利抢夺市场，同样去中国内地开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