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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到中国去(5)

高盛的中国生意 作者:程志云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保尔森简直成了“空中飞人”,他频繁地来往于北京、上海和纽约之间,与相关部门洽谈。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引进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对混沌初开的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和引导。于是,高盛最终顺理成章地进入内地,不久,也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

北京代表处开业之日,45岁的保尔森站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激动万分,这是高盛正式进入中国的第一天。此后的十几年间,这家金融公司与中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演一出出发人深省的商业大戏。

3第一笔大生意保尔森并不孤独,与他一同去东方的,还有为数众多的海外投资者。

那时候,亚洲经济实在太令人着迷了。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作牵引,亚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被公认为新千年巨大的新兴市场,吸引了大批海外资本,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之后,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成为新一代新型工业经济体。相比前者,它们通常被称作“亚洲四小虎”,成为引领东南亚经济起飞的一股新兴力量。

除了制造业,开放的金融市场也令人目眩神迷: 股市一路飘红,外汇形势大好,经济指标好得无以复加。人们没有理由不乐观。泰国修建起宽敞明亮却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男人们整天叫嚷着买梅赛德斯奔驰,女人们则陶醉于外国时装品牌的包围中。

尽管如此,但在许多经济学者看来,这种繁荣却是不可持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通过经济学分析,指出“亚洲奇迹仅仅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带来的”,因此“不可持续”。这似乎在警告美国投资者注意亚洲大陆暗藏的风险。

无论是摩根士丹利,还是高盛,对此都未予理会。狂热之下,它们已经被中国吸引住了。

20世纪70年代的并购与反并购“阵地战”中,摩根士丹利与高盛是一对生死冤家。如今,面对气象万千的中国市场,它们在行动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两家公司均在京沪设立代表处;不久,又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同一家中国公司: 平安保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公司如鸿毛遍地,但要找到一家真正具有投资价值且适合投资的公司仍是一件难事。

那时候,中国企业不外乎三种形式: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红帽子”企业。当时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沉重话题,多数濒临破产,江河日下;民营企业渺小、杂乱、无秩序,虽风生水起,多半也在乱打乱撞,并不能引起外国投资人的兴趣;创业最盛的中关村,日后名声大噪的那些民营科技企业多数还在摸索门路;“红帽子”企业尽管红火,但外国人对产权问题向来敏感,自然不会轻易投资。

这样筛选下来,能够打动高盛的企业寥寥无几。

平安保险或许是个意外。这家成立六年的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分别持股49%和51%,形式上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它已经开始尝试股份制,几个管理者也有意把平安发展成一家公众公司。

公司创办者袁庚是这个计划的发动人。他阅历丰富,当过兵,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从政,视野开阔,思路开放。在国外考察中,他很早就窥见市场经济的精髓,主张引入多种股份形式,推行董事会制度。

保险业对资本依存度较高,在缺少持续资金的情况下,股份制的确是一条活路。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明显带有“自由经济”色彩的举动令平安保险显得过于另类。股东、董事会等概念尚属新鲜事物,真正能理解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国有股东也不想放权。因此,最初几年,这个架构一直难以推行。

平安保险成立之初,资金匮乏,总收入不过418万元人民币,利润也只有190万元人民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组数字显得过于寒酸。尽管利润有限,股东在分红问题上还是产生了争执。与当时大多数股份制企业情形相似,平安的几个大股东过多考虑短期利益,主张多分红,由于话语权有限,企业管理者“留下资金,长远发展”的想法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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