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东方保尔森一定不敢相信，三年前保罗?克鲁格曼的预言居然成真。

高盛重返中国的1997年，长达10年的亚洲奇迹正在终结，风光无限的金融领域也开始遭受重挫。7月，危机首先从泰国开始，泰国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剧烈波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受此影响，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资本炒作对象。

美国籍犹太裔商人乔治?索罗斯被视作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几个月来，他利用各类金融工具，频繁对东南亚货币进行投机性冲击，终于引发骚乱。

在索罗斯的一手操纵下，金融危机如瘟疫般传染到东南亚各国。人们猝不及防，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恶狠狠地咒骂道：“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这样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

危机如一场汪洋肆意的大雨，在国际炒家的推动下疯狂蔓延。

东南亚金融动荡引起亚洲恐慌。10月，热钱转战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恒生指数跌破9000点大关，台币一天贬值3.46%。随后，危机传入韩国、日本，韩元汇率暴跌，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受此波及，日本银行与证券公司大量破产，亚洲金融危机一发而不可收。

索罗斯们或许最愿意看到这个景象，趁机大肆发财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人们很难想象，金融风暴发生后，涌入亚洲的热钱高达42亿美元，比亚洲经济最风光的1996年几乎高出一倍。这些突然翻番的资本当然不是救火者，新自由经济主义的金科玉律是：　市场奖励成功者并惩罚失败者。

国际炒家给亚洲人上了学费极其昂贵的一课。在这场资本盛宴中，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

与此同时，克鲁格曼的价值开始被人重视。成功预测出风险的他成为经济界的大红人。但他还是悄悄承认推测逻辑上的错误，后来重新归结这场危机的原因时，他写道：　1997年，与5年或10年前相比，亚洲经济体抵抗金融恐慌的能力减弱了，原因之一是开放了金融市场，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它们的自由市场改革倒退了，而是因为前进了。

进行市场改革的中国或许是唯一的幸运者，它成功规避了多次金融凶险。

日后看来，中国能够置身事外，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宏观调控。主抓经济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被视为功臣，他本能地预见到经济过热迹象。一年前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1997年年初，再次提出“切实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提高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数月，中国政府把1997年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年。

1997年7月，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给人民币带来巨大压力，朱镕基力挺人民币不贬值。11月，国务院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同时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拉开拯救危机的序幕。

对于走出困境的高盛，这是扩张的利好消息。

保尔森不是保守主义者。科赞也说：“我在骨子里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与大多数美国投资者一样，此二人不仅具备冒险精神，还具有异乎寻常的辨别能力，能够从杂乱的市场中嗅到金钱的气味，并且成功规避潜在风险。

当然，这符合“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利润”的商人本性。

1997年，科赞说，高盛的扩张步伐“太慢了”。资本逐利，通常是作为迅速拓展底盘的有力手段。针对此前数年的裹足而言，因内部危机延缓推进似乎情有可原，一旦公司回归稳定状态，扩张的本性便显露出来。

利润大于一切，炒家们才不会顾忌道德，为了谋利，他们甚至敢于触犯法律。在这一点上，高盛还没有到狷狂的地步，它是投机高手，镇静、机敏和富有耐性，就像狩猎者那样，一直静默，等到猎物垂死挣扎时，才发出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