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似乎鲜为人知的争论，构成了口服避孕药发展的核心。约翰?洛克和格雷戈里·平卡斯主张避孕药应该以四星期为一疗程―一位女性应服三个星期的避孕药后，在第四个星期停服（或者服无效对照剂），这样一来月经就会趋于正常。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医学上的理由。一位典型的育龄妇女其月经周期为28天左右，这是由她卵巢释放出的大量性激素决定的。最初是雌激素，接着是雌激素和孕酮的混合物充满子宫，这时子宫壁开始变厚和膨胀，为受精卵的培植作准备。倘若这枚卵子没有被受精，那么激素水平就会急剧升高，导致子宫壁在月经血中分解。然而，当女性服用了避孕药时，卵巢就不会排卵，这是因为避孕药能抑制排卵。过量的雌激素和孕酮能导致子宫壁的生长速度急剧下降，因为药物减慢了卵巢排卵的速度。平卡斯和洛克清楚药物对子宫内膜的性激素影响非常适度，以至于女性能令人信服地一连数月不行经。“只要服用避孕药，药力就会阻止经期出血，”1958年，平卡斯承认道，“由此推测可以产生任何期望的月经时长。”但是，他和洛克断言在服用三星期避孕药后阻断性激素的话，会激起一个经期，因为他们认为女性只有见到每月一次流血，这个连续过程没有中断，她们才会感到放心。更有甚者，如果洛克希望证明避孕药不过是安全期避孕法的一种自然变体的话，那么他不可能非常情愿地废除每月一次的行经。安全期避孕法的成功实施要求规律性，因此避孕药就必须以规律性作为前提。

人们常说没有其他药物像避孕药那样由于它的包装而很快得到认同：那种小小的、圆圆的塑料薄膜包装。如果不是以有规律的28天的月经周期作为服药后的身体表征的话，塑料薄膜包装又有何意义呢？借用避孕药的发明者的话说，意味着它与女性美容已经融为一体，到了彼此无法区分的程度，也许会被看做“对与其他人不相干的事情没有给出看得见的线索”。如今，避孕药仍旧常常以塑料薄膜包装的形式出售，以28天的月经周期为一个服药周期。换句话说，它仍旧保留着天主教会所裁示的药的形式―约翰·洛克的愿望是使这种节育新方法尽可能显得自然。这是约翰?洛克的过错。他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自然这种观念。但是他心目中的自然毕竟不那么自然，由他一手带到这个世界上的避孕药最终证明与他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在约翰?洛克的心中，宗教的裁定和科学原理已经混淆了，只是在今天我们才开始摆脱这种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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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一位名叫贝弗莉·斯特拉斯曼（Beverly.Strassmann）的年轻科学家穿越非洲，来到马里的多贡人部落。她的调查地点是西非荒漠草原萨赫勒地区的桑圭伊村庄，距离廷巴克图南端约120英里。萨赫勒地区是布满荆棘的无树大草原，在雨季可见一星半点的绿色，而在其他季节则处于半干旱状态。多贡人种植谷粟、高粱和洋葱，饲养牲畜，住在邦贾加拉悬崖斜坡上搭建的土坯房里。他们不避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坚守祖辈传下来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多贡农民同那个地方的许多人一样自古以来就住得很宽敞。斯特拉斯曼希望为这个部落的女性建立一个精确的生育档案，以便弄清楚现代女性是否同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繁衍人类。再者，斯特拉斯曼极力想回答早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洛克和天主教会一直试图弄清楚的同一问题：什么是自然避孕？所幸，她的自然观不是神学的，而是进化论方面的。在自然选择奠定了人类生物学的基本框架的那个时代，我们物种的自然史―女性多久怀孕一次？她们多久来一次月经？她们什么时候到青春期和更年期？乳房发育对排卵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在以前一直有人在研究，但是从未如此全面，以至于人类学家感到他们所知道的答案竟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教书的斯特拉斯曼是位身材苗条的女性，说话轻声细语，有着一头红头发。她以一种嘲讽的幽默语调回忆起在马里度过的那段时光。她在桑圭伊住的那幢茅舍以前用于为羊遮风挡雨，在她离开后又被改造成猪栏。一条细长的棕色小蛇就待在房里的坑厕里，每当沐浴时，这条小蛇就会在她坐的座位上盘成伪装的螺旋状。她说，村民抱着两种心理：它是一条致命的毒蛇―一旦被咬伤就死定了（Kere.me.jongolo）―或者是一条无毒的鼠蛇？（事实证明是后者。）她的一位邻居，也是这个部落里和她最要好的朋友曾经为她烤过一只老鼠，作为对她的特殊优待。“我告诉他白人不吃老鼠，因为吃老鼠是我们的禁忌，”斯特拉斯曼说，“现在我还能回想起那只老鼠。烤得膨胀着都发焦了，爪子伸着，更不用说尾巴了。”斯特拉斯曼本来打算在桑圭伊待上18个月，但是这里的经历如此丰富和令她兴奋，以至于她在那儿逗留了两年半时间。“我在那里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待，”她说，“我真难强迫自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