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的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汉朝已经开始尊重儒生，但是刘恒本质上喜欢的还是道家和法家之术，而商鞅、韩非子的法家之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信赏必罚”，也就是说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但是里面还包含一个原则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能不赏的尽量不赏，能罚的一定要罚，或者说“轻赏重罚”，“赏一罚十”，商鞅曾经说过，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它的理论基础和人类豢养猎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饱，就不好使唤了；如果狗不听话，不重重责打，狗也会不好使唤。换到人身上来，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皇帝那里，那么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个专制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汉武帝的时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之类，由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权，商人纷纷破产，政府财富迅速增加。当时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不能通过剥夺百姓的财富来建构一个虚假的强国。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太愚，他们不知道使百姓穷困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刘恒对法家之术可谓深得精髓，那个身为文法吏吴公弟子的贾谊，尽管才华超群，就因为有一点儒家情结，而被刘恒贬往外地；而表面上精通儒家经典《尚书》，骨子里却刻薄寡恩的晁错却得到刘恒的无比青睐，这些表面上不好理解，实际上都跟刘恒喜爱的法家思想有莫大关系。不任用文法吏，怎么能把原来朝中的那些开国功臣们治得服服帖帖呢？怎么能牢固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呢？

刘恒可以说是古代皇帝中少有的精明皇帝，其他擅长驭下的皇帝大多还获得了严苛冷酷的评价，而刘恒却能做到斜风细雨，春风度人，最后以仁厚之名垂于青史，这显然有着天才的统治艺术。如果我们不对一些历史细节做认真的分析，简直会被这家伙蒙在鼓里。

当然，虽说刘恒信奉法家的刻薄寡恩，可他究竟有些明君的特质，非常懂得从善如流。听了冯唐这么一番话，他又猛地拍拍大腿，大声赞叹道：“好啊！我听你的。”当即派使者持着节信，驰到狱中赦免了魏尚，复其官职为云中太守，同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管中尉和郡国所属的车骑士卒。

贰

在应付匈奴入侵的同时，刘恒在刑律上做了不少好事，这可能为他在历史上获取仁厚的声名捞分不少。

即位不久，也就是元年十二月，刘恒就下了一道废除“连坐”的诏书，理由是：“法律是惩治恶人，引导善人的。现在罪犯已经得到惩治，而让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也连坐受罚，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大家议论一下，怎么修正。”

有关部门的官员全都不同意，说老百姓不懂得自治，我们只有通过严刑来帮助他们，当他们明白，他们的亲人也将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得到严厉处罚时，才可以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况且这种做法属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丰富的历史背景，符合国情，有汉朝特色，不应当陡然废除。

刘恒很不高兴，又颁下诏书，说：“只要法律公平，百姓就不会随便触犯。况且官吏们本来就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百姓犯法，则说明官吏们不合格，这种官吏就是残害百姓的暴吏。我该拿他们怎么办，你们再详细讨论一下。”

有关部门的官吏们这才慌了，看样子再辩驳下去会惹祸上身，这才齐齐表态说：“陛下给百姓加以大惠，德行盛大，非臣等所及。臣等皆请求奉行诏书，废除收帑等连坐的法律。”

这是一件事。在第二年的三月，刘恒又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废除“诽谤”之罪。他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朝廷中设有鼓励进善言的旌旗和诽谤的木柱，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劝谏，让君主察纳雅言，才能使国家蒸蒸日上。现在我们大汉的法律却设有‘诽谤妖言’之罪，不许人议论朝政，这将导致群臣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就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来辅佐我呢？还是把这条法律废除了好罢。有的老百姓一同相约诅咒君上，后来又放弃了这个行为，官吏们仍旧判他们大逆之罪；不小心说错了话，官吏们又认为他们是诽谤，这只是那些百姓无知罢了，何必跟他们计较，乃至于非要把他们致于死地呢？我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从今天开始，再犯这些过错的人都要作无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