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尤其了不得，在一个专制社会，刘恒能广开言路，不再钳制百姓之口，充分显示了他的明君素质。虽然他对百姓的言论获罪只是表示可怜，认为他们是无知，但相比后世明清时代大批文字冤狱，相比我们生活在文革中那些因为言论而被处死的大批知识分子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刘恒下的这个诏书，千万不要认为他真的就允许百姓随便指摘自己，该有的言论禁区，还是必须有的。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刘恒”的“恒”字之时，你不但不能直接说这个字音，连字形都要改写成“常”，以前的“恒山郡”干脆就改名为“常山郡”。这说明在那个制度下，所谓的言论自由仍旧是一种表象，而且他如果要特别说某个人不适合这条法律，那个人还得倒霉。可见，这种言论自由并非百姓的权利，而是一种赐予，皇帝可以随时收回。这个进步是微小的，是虚幻的，和过去的言论钳制相比，没有本质上的进步。

刘恒的仁政，当然最最有名的还是那个“缇萦救父”的故事。

缇萦的父亲名叫淳于意，是齐国临淄人，当过齐国一个叫太仓长的小官，所以又被称为仓公。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迷恋医术，到处拜师学艺。高后八年，他拜了同里的一个高爵平民阳庆为师，阳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生收集了很多医家秘方，也没有子嗣，一心想找个可靠的人把秘方传下去。见到淳于意后，他觉得这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决定把平生绝活都倾囊相授。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发现淳于意以前学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满脑子都是垃圾般的所谓秘方。于是他给淳于意下了个死命令，必须把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全部清空，才配当他的学生。

淳于意没有办法，花了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才把以前学的东西忘得精光。阳庆考了他好几次，发现他对医术果然变得很白痴，大脑空空荡荡，可以由自己任意填充，不禁大喜，于是把自己所藏的医术和秘方全部打包，拷入了淳于意的大脑。这些秘方文件的数量很大，淳于意的智商虽然高，接收非常快，也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拷完。拷完之后，淳于意到处为人看病，疗效都很好，忙得脚不沾地，那些请不到他的人甚至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文帝四年（《汉书》说十三年），淳于意犯了法被人告发，也不知为什么搞了特殊，竟要槛车押送长安审问。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攀着他的囚车嚎啕哭泣。淳于意坐在囚车里，本来就烦闷得不得了，听见女儿们号哭，大怒道：“你们他妈的号个什么丧？老子不是还没死吗。”说着又仰天长叹，“我淳于意这辈子造了什么孽啊！连一个男孩都生不出来，生了这么一堆赔钱货，这倒也罢了，有了急事一个都派不上用场。”

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不服气了，嘤嘤哭泣道：“老爸，您也太看不起我们了，老娘我豁出去了，今天就陪你上长安。”

淳于意眼睛一亮，这个女儿还真他妈有志气，想到自己坐在囚车里千里迢迢去长安，一路上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个女儿在身边照顾，可能会好得多。再说，押送自己的狱吏都是男的，一路上肯定闷得慌，闷到极致，或许就会殴打自己解闷。如果有女儿跟着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路上的生活不就变得丰富多彩了吗。生活丰富多彩，狱吏老爷的脾气难道会不好吗？

想到这里，淳于意没有阻拦，缇萦也就收拾好几件衣服，跟着老爸的槛车上路了。一路辛苦到了长安，缇萦也没闲着，洗衣侍候父亲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刘恒。汉代那时候平民可以自由上书给皇帝，只要跑到未央宫司马门前，把书信交给司马门主管上书的官吏，官吏就会代为转达。所以上访的人还不少，司马门前每天跪了一批。

也许因为老爸是文化人的缘故，缇萦的信写得很有文采，她是这么说的：“妾身的父亲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廉洁公正，整个齐国人都对他交相称颂。只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免不了犯错，如今他触犯刑律要遭受肉刑的惩罚，妾身非常难过，并深切地感到，人死不可复生，肢体受刑不可复连，就算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因此，妾身愿意罚入官府为奴婢，为父赎罪，使父亲有改过自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