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许多昆虫虽然没有眼睛，但不能没有听力，它们是靠听觉系统完成对于外界的探索，实现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的。他在一次讲座中明确指出：“许多生物是靠耳朵来倾听的，而它们的耳朵一般长在头部。”

这时，一位学生举起手来：“蟹的耳朵长在脚上。”

“你能证明？”

“当然可以。把一只蟹放在桌子上，只要敲击桌子，蟹脚就会听到声音，并做出反应开始爬行。”

“那我也可以认为是长在头部的耳朵听到声音，由脑部神经作出反应从而指挥蟹爬行的呀！”

“你真聪明。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刚才仅仅说了一半。下面我们进行反证：把蟹的脚全部去掉，再来敲击桌子，会出现什么现象？蟹一动都不动。这说明，由于失去了脚上的耳朵，从而失去了听力，因此不能对敲击声音做出反应。这就是我完整的证明。”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才不会犯这种简单的推理错误呢！试问，他的推理有错误吗？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比这个学生更聪明？我们真的知道经济肌体的耳朵长在何处？我们真的知道政府肌体的耳朵长在何处？我们真的了解经济肌体、政府肌体的听力系统和反馈系统的反应模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实是证明理论对错的唯一法官。在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实践中考察和修正理论，根据现实的活动深化对于实际的认识。我们在接受理论和应用理论时，要关注理论形成的背景和基本假设，以及理论成立的边界条件。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理论的功能，因为正确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使我们少走弯路。而更普遍的是，理论在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对理论进行去伪存真、贴近现实的实践。下面我们着重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角度展开有关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探讨。

经济增长向来是经济理论关注的重点。早在15世纪，重商主义者就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动因问题。在他们看来，金银作为重要财富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实现富裕，就要不断积累金银货币。

如何不断地积累金银货币呢？一是要扩大贸易，从其他的国家取得金银。这一观点在当时甚至更早时候，就代表着一种普遍认可的观点，许多国家都积极加入了鼓励对外贸易的行列。金银丰富的国家重视对外贸易，金银短缺的国家更是如此。有的国家甚至走得更远，开始更为直接地把获取金银纳入殖民计划。西班牙人可以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先驱，因为早在美洲发现后的一个时期，他们每到一个生疏的海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近处有无发现金银，以便根据这种情报判定那个地方有没有殖民价值，乃至有没有征服价值。［2］二是要限制金银输出，禁止金银外流。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欧洲各国都在尽力研究避免金银外流的一切可能的方法，包括用严厉的刑罚和苛重的关税禁止金银输出。人们不仅在古代苏格兰发现了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的规定，而且在拥有丰富金银矿山的西班牙、葡萄牙、美国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定。他们之所以这样苛刻地限制金银外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扩大贸易不容易做到，而禁止金银外流似乎更容易操作，更容易见成效。

出人意料的是，严厉限制金银外流的做法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因为金银走私由此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也更加猖獗。同时，这种做法也遭到许多商人的反对，因为它给商人经营带来了许多不便：当他们购买外国产品在国内销售时，往往需要先把金银带出边境。为此，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限制，但又苦于没有充足的理由。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621年才有了转机，就在这一年，一个充足的理由为晚期的重商主义者、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当时英国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英国政府贸易委员会委员托马斯·孟（1571年-1641年）所发现。他巧妙地把对外贸易所发生的金银出入，同农业生产所发生的播种、收获相比较，认为把种子丢进土里，好像把金银输到国外，如果能够收到更多的种子，丢进种子自然是划算的。同样，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货币，把金银输到国外也是划算的。因此，国家为了增加金银货币，不能简单地采取限制金银外流的办法，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限制金银外流，而是如何实现流进的比流出的多，如何实现以较少的流出换取较多的流入，也就是如何保持贸易的顺差。这样，政府的注意力开始从对金银输出的监视，转到对贸易差额的监视，而把贸易差额看作能够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直接体现。

各国政府不久就发现，控制贸易进出口，实现出口大于进口，比简单地控制金银输出更加困难，因为那些顺差的国家似乎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够继续保持顺差，而那些逆差的国家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不能改变逆差，新政策的实行效果，似乎并不比旧政策更加有效。这时已经有人意识到，如果存在顺差国家，就必然存在逆差国家，因此各国都保持顺差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出现了致富目标与致富可能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