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了亚当·斯密的极大关注。他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1776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保持贸易顺差不应成为国家致富的手段。他解释道，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需从外国取得葡萄酒，同样，没有金矿的国家需从外国取得金银。一个有能力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会获得葡萄酒，一个有能力购买金银的国家总不会缺乏金银。像其他货物一样，当一个国家积累了太多的金银时，就会由于供求关系变化引起国内金银价格的降低，其他国家见有利可图便会购买这种低价的金银，以便送到本国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同时，一个国家保存过多的金银，也意味着过于减少国内可供消费的物品，从而引发国内市场物品供应的不足。为弥补国内市场物品的不足，就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物品，因此需要支付给外国货币，从而促使金银又流向国外。“无论就哪一点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心，都是不必要的”。［3］

他还指出，保持贸易顺差即使增加了金银，对于国家的致富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当时有人认为，美洲发现后，由于贸易往来向欧洲输入了大量的金银，因此使欧洲变得富裕起来。但是他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在他看来，美洲的发现固然增加了欧洲的金银，但与此同时，金银的价格也随之下降了，这反过来导致物品价格的上升。这时，人们必须使用更多的货币才能购到同样的物品，因此很难说明金银输入引起了国民财富的增加。［4］事实上，美洲的发现之所以使欧洲变富，是因为它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促进了欧洲各国国内产品的生产，包括分工的升级和技术的革新。同时，它也打开了美洲商品进入欧洲的市场，增加了欧洲人消费物品的种类。当然，它也促进了更为广阔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技术交流，大大改进了劳动生产力，增加了欧洲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5］据此，他认为“美洲的发现之所以使欧洲变得富裕，并非由于输入金银的缘故。”［6］

他同时还举出这样的反例，说明金银贫乏的国家，并不必然比金银丰富的国家更加贫穷：中国、印度斯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金银矿山十分缺乏，但这些国家与那些拥有丰富金银矿山资源的墨西哥或秘鲁等国相比，由于土地耕种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先进，因此更加富裕。［7］

另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保持贸易顺差的努力，不但不会促进本国致富，反而会阻碍本国致富，因为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贸易顺差主要依靠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来实现的。为此，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任何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来保持贸易顺差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8］因为它从总的方面扰乱了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自然分工，阻碍了各国产业相对优势的充分发挥，造成了技术与资源的巨大浪费。每个国家要想通过贸易实现富裕的目标，必须要尊重国际自然分工，努力发挥各自产业的相对优势，取消各种人为的贸易限制，从而把政策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对此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有时，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某一国占有那么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全世界都认为，跟这种优势作斗争是枉然的。通过嵌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其费用大约30倍于能由外国购买的至少是同样好品质的葡萄酒。单单为了要奖励苏格兰酿造波尔多和布冈迪红葡萄酒，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输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如果苏格兰不向外国购买它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葡萄酒，而竟使用比购买葡萄酒所需的多30倍的资本和劳动来自己制造，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所使用的资本与劳动，比从外国购买仅多1/30，甚或仅多1/300，也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程度虽没有那么惊人，但也是同样不合理的。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一种技艺的工匠比另一种技艺的工匠拥有更优越的地位，只是后来获得的，但他们两者都认为，互相交换彼此的产品比自己制造更有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