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与事实不符的现象呢？这就需要考察亚当·斯密的推理过程。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在生产力水平给定的前提下，由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和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用于各行业发展的生产性劳动人数的投入多少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由于“稳当”是人们首要的投资偏好，所以在利润相近的情况下，农业的风险小于制造业，制造业又小于外贸，［17］由此便得出上述结论。

也许有人已经看到，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制造业与农业的利润虽然有时相近，但更多的时候并不相近，由于这一推论的前提是利润相近，因此并没有考虑不相近的情况。因为在亚当·斯密看来，由于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存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利润趋同，因此假设制造业与农业利润相近，并没有什么不妥。此后135年中，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到了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熊彼特基本回答了这一问题。熊彼特认为，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着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趋同，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靠的不是平均利润的获取，而是超额利润的获取。如果仅仅能够获取平均利润，就意味着生产不能扩大，市场处于饱和。但这种静止的均衡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意味着不会出现新的就业、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或者新的市场等，因为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利润的升高或者降低，而不可能维持不变。正是由于有了企业家的不断创新，能够不断获取超额利润，所以整个社会的产品、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市场结构等因素才会不断变化，才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效率，不断促进社会整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产业之间的利润虽然有趋同的趋势，但一直不可能达到相近的水平，正像山溪之水一直流进大海，但大海水位一直不能接近山溪水位一样。对此，熊彼特写道：“谈论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是没有道理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此种趋势。”［18］这样一来，亚当·斯密的推论便缺少了一个十分重要前提条件，他的结论便不攻自破了。

熊彼特还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企业家实现新组合--实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工业企业家要实现新组合，完成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就需要相应的信贷。但信贷不会自动产生，这是工业企业家所需信贷与循环流转中运行企业所需信贷存在的根本区别。因为工业企业家只有首先成为债务人，然后才能产生购买力，实现要素组合，成为“企业家”，而缺乏足够担保是他获取信贷、进行创新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需要“特别创设的信贷支付手段”［19］，就是说需要信贷创新来克服。而实现信贷创新的主体自然是金融企业家。所以，企业家自然包括金融企业家，企业家所进行的创新，自然也包括金融创新。总之，给企业家提供信贷，构成经济发展的一种要素，创新性质的信贷在本质上则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的对购买力的创造，但并不单纯是现有购买力的转移。”［20］

与熊彼特一样，凯恩斯也充分肯定了金融因素在企业家活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世界财富的积累，主要依靠企业。“创造世界上财富的是企业，增进世界上财富的也是企业。”［21］企业活跃，构成了创造财富的基本前提。而“要使企业活跃，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获取利润的希望；第二，企业家必须能支配足够的资金，使他们的计划能够付诸施行。”［22］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家在他们认为富有吸引力的条件下，实现其计划的力量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活动情况。”［23］凯恩斯更主要地从货币活动本身来考察企业家的活动，而不是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研究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问题就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主要问题。尽管与经济危机的斗争仍在进行，但已经不是主要工作，因为战争之后的恢复生产、恢复生活，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德国、前苏联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人们在重新思考熊彼特的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不得不思考饱受战争破坏的日本、德国、前苏联能够迅速重新崛起的深层原因。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意识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包含在管理者的经验之中和工人积累起来的技能中的人力资本没有遭到破坏，从而为战后的工业复兴提供了基础［24］。国民整体素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这时，受到关注的已经不是熊彼特所谓的成批出现的从事创新工作的企业家--没有证据证明日本的或德国的企业家比其他国家更能成批出现--而是更多的从事创新工作的人群，或者说，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所有劳动者。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于亚当·斯密理念的复归：国民财富的增加，或者说经济发展，一是取决于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成什么比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