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深入研究是这样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日本、西欧和前苏联。为了调查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受美国经济委员会的委托，开始研究这些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引发的。但1909年～1949年美国统计数据显示，实际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了这两者的贡献，出现了一个大大的“余数”。为了探讨这一“余数”的成因，人们走向了两条道路。一条以索洛为代表，把目光转向了技术进步，我们将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章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另一条以舒尔茨为代表，把目光转向了人力资本。

重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是现代的新观念。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以前，就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26］，把人力资本视为固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强调：“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27］他又进一步强调，“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28］显然，在亚当·斯密看来，对于教育的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是一个可以取得回报的投资，而且是可以取得额外利润的投资。但是，在亚当·斯密那里，关于人力资本的论述毕竟只是一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见解，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系统研究人力资本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在184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为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地主，每年收入1000泰勒（德国旧银币），他们各有5个儿子。一个地主把积蓄存储起来生息，让他的5个儿子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另一个地主则将积蓄用来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教育成为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让其余三个根据自己的兴趣各学习一门技艺。数年后，第一个地主临死前把家产均分给5个儿子。但5个儿子较以前财富并没有增加，并随着人口繁衍，地产越分越小，这一家族变得越来越贫穷和愚昧。而第二个地主把地产分作两份，由于受教育的缘故，管理方法不断改进，结果，每一份地产的产量相当于两份地产的产量。其余三个儿子由于学有专长，也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这一地主的后代由于受到教育而日益繁荣昌盛。他为此指出：“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29］。”

李斯特通过对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明确了这样一种思想：教育投资是一种回报率更高的投资，从而把亚当·斯密关于教育投资是一种可以获得利润的投资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就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证明，因此还被更多的人视为一种大胆的猜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4年才发生了转机，因为就在这一年，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在他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书中，率先提出了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通过简化劳动计算出，对工人进行一年的初等教育可比用同样时间在工厂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16倍，从而证明了这道80年悬而未解的证明题。斯特鲁米林本人也由于这一成果，被视为最早用数量计算方式来阐述教育意义的经济学家。

正是由于这一成功的证明，掀起了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热潮，并导致其后一系列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沃尔什教授沿着斯特鲁米林开创的道路，完成了《人力资本观》一文，把对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引向个人领域，开始分析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在经济上是否有利的问题；194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完成了名为《自由职业收入》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永久性收入”的概念；1958年，波兰的美国籍经济学家明瑟尔完成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进一步把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到了1962年，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大厦的建筑材料已经基本备齐，一般认为后期的建筑工作主要是由舒尔茨完成的。这一年，舒尔茨出版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人力投资的成本及其教育经济效益核算，从而创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儿童保育、家庭和工作经验，通过上学得到信息和技能以及主要包括投资于健康和上学的其他方式能改善人口质量”。［30］这项重要贡献，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不少政府在制订发展计划时，开始把投资向教育倾斜。舒尔茨本人也由于这项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当人们满怀激情地欣赏人力资本理论的伟大之处时，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因为它虽然能够解释前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就，却难以解释其60年代以后的衰退。一般认为，前苏联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教育投入最多的国家，而且一度在1951年～1955年、1955年～1960年分别取得了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3%和91%的好成绩，但是到了1961年～1965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65%［31］，它丰富的人力资源、高素质的人才和普遍受到较高教育的劳动者，并没有把国家导向更发达的境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苏联已经是危机四伏，到了90年代，它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突然猛醒：当初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已经无情地衰落了。

前苏联为什么在迅速增长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走向衰退的道路呢？著名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创造财富，使经济不断发展的不是物而是人，因此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仅有人力资本还不够，因为人力资本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能否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还依赖于制度能否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于社会是否存在着激励人们积极、负责和创造性劳动的机制。按照这一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前苏联受到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是它成功地维护了国家主权，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甚至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整个国家的人民拥有十分高昂的生产积极性，重建家园的梦想也是支撑大家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精神支柱。但是，高度计划的经济制度并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重建家园的工作逐渐完成之后，当经济的恢复工作逐渐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制度对于人的制约开始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时，也只有这时，人们才真切地意识到，人力资本固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远远不是唯一的动力，甚至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主要的动力。人力资本要真正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保障。前苏联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要想发展，不仅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且必须加大对于制度变革的投入。前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实际上走的正是通过改革制度来促进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