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玉米市场的惨败使商品公司奄奄一息，创始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影响。威玛不知道他对于另一个愤怒的联合创始人放在他办公室的用来打兔子和野鸡的猎枪到底该多紧张。公司的创始成员有几个想撤资：尽管有复杂的计量模型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士，可威玛和他的团队似乎缺乏萨缪尔森所寻求的高“表现商数”。但威玛有决心，他以前也有过绝处逢生的经历。

当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在一系列押错的赌局中损失了所有的钱，然后他跑到棒球场的露天天台，喝了很多啤酒，想着怎么起死回生。这一次，他是在普林斯顿，“喝酒 +棒球”疗法不那么现成，但他不准备退让。他把自己想象成曾经读过的著名小说里的浪漫主人公——以不断的受虐来对抗挫折，在逆境所带来的焦虑和反思中蹒跚前行。他不想放弃有着傍晚时分的垒球和开着花的树的年轻公司。如果那条叫

“可可”的狗在失去一条腿后仍然可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那么可可交易员也可以在损失很大一部分资金后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

商品公司的董事会于 1971年 7月召开，并同意给威玛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亏损 100 000美元，公司就关闭。在接下来的又一次惨败之后，原来的 7个专业人士中，有 4个离开了公司，包括万纳森。但公司马上就开始起死回生，并为成长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交易公司之一奠定了基础。

1971年的惨败后，威玛着手重新审视自己的市场理论。他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学家们对建模和数据的信赖：价格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因素，因此，如果你能预测这些因素，你就可以赚钱。但是，经验告诉他要谦逊。对数据的过度信赖可能最终是一个诅咒，只不过培育了一些诱使你建立过大的交易头寸的狂妄之徒。如果商品公司在玉米病虫害问题上只下注于一个稳健的规模，它可能不会被一条晚间新闻吓得马上改变头寸，其结果将会是利润，而不是命悬一线。

威玛的再思考从一种新的冒险方法开始。他现在喜欢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就是那些从未全力以赴的聪明的交易员。在清醒的时候，他很可能承认该公司最疯狂的交易员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有同事曾暗示，把风险控制交给威玛负责就和将道路安全交给埃维尔 ·克尼维尔（ Evel Knievel）负责一样。

在商品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司用的是保罗 ·库特勒设计的风险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用了精密的数学计算，但也过于复杂，难以有效落实。根据库特勒的系统，公司的营运资本都在一起，交易员可以自由地动用，如果他们投资于大且不稳定的头寸，公司就对他们进行罚息。从理论上讲，交易者必须很有信心才会在一个充满动荡的市场下注。但是，玉米病虫害证明，在自我意识很强的公司，自信心惊人地膨胀，职员远远无法了解交易员们实际上没有任何风险控制的市场持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库特勒的制度有缺陷，库特勒自己也离开了，威玛开始着手创建一个操作性更强的风险控制系统。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在当今与商品公司有着渊源的对冲基金里或多或少留存下来的风险控制系统。它基本沿用了琼斯公司使用的部门经理系统：每个交易员都作为一个独立的盈利中心，其拥有的资本规模大小反映了以前的业绩。但是，该系统还迫使交易员控制赌注的大小，这对于相对平稳的股市投资无足轻重，但对大宗商品交易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