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周髀算经》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其原名为《周髀》。《周髀算经》记载，周成王（公元前1115至前1079年）曾经通过观测星象和日影确定国都所在地。在天文观测过程中，周朝人用一种被称之为“髀”的标杆作为测量尺度，由此《周髀》一书得其名。这一记载不仅阐明了周髀的本义，即西周人使用标杆进行天文观测；同时也证明，此书的一些内容来源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时期。

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周髀算经》长期被古代学者视为重要的天文、数学著作，东汉数学家赵君卿（生平不详，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初）、北周数学家甄鸾（约公元535年至566年）和唐朝数学家李淳风（公元602年至670年）等人都曾为此书撰写注释。《周髀算经》的核心是论述如何运用勾股定律测算出人不可及的遥远距离以及日、月、二十八星宿等天文体的运行规律。此书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天文学、地图学、测量学、哲学、数学和历法等诸多学科。然而，遗憾的是，该书阐述的一些金律玉言长期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有关地表形状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周髀算经》记载：“天象盖笠，地法覆槃。”此句中的“槃”字特指一种用于洗脸的盛水器皿，其底部为穹隆形。因此，该记载应释义为：天像一个戴在头上的球冠形笠帽，大地效法于天，其形状好似一个倒置的球冠形底水盆。但是，古字“槃”后来逐渐演变成与“盤”字同义，即专指平底型盘子。这一文字演变使一些学者对盖天说产生了重大的误解，他们以为“地法覆槃”的含义是指：大地像是一个平底盘子。曾经有一位史学家撰文分析《周髀算经》论述的盖天说，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覆盘，倒扣着的盘子。盘子是古今常用的器皿，自然也只能是平底的，试问谁见过球冠形的盘子——那样的话它还能放得稳吗？”

近现代学者对《周髀算经》的误会不仅仅局限于“槃”字。在诸多误会之中，最致命的误读当属对“天圆地方”的曲解。

《周髀算经》论述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对此，赵君卿作了这样一段注解：物质形体有方有圆，数字也可分为奇数和偶数。天性动，有如圆形和奇数。地性静，有如方形和偶数。天圆地方阐述的是天与地、阴与阳的关系，而不是描述天和地的形体。人看不见天和地的尽头，怎能将天视为圆球形、将地认定为方形呢？

赵君卿的解释非常明确。所谓“天圆”是指天具有运动的本性，所谓“地方”则指大地稳定不动的本性，“天圆地方”的原意并不是指天为圆形、地为方形。

虽然古人早就对“天圆地方”做出了哲学意义上的解释。然而，“天圆地方”之说却被误解为一种形容天和地形状的具象观。这种曲解误导了近现代史学界，使许许多多史学家误认为，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古人总是将大地视为一个平面。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被曲解的“天圆地方”之说就像一个紧箍咒，紧紧地套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头上，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在这些专家、学者的观念中，持有传统地平观的中国古人，从来没有意识到地表弯曲的自然现象，更不可能思考地图投影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公元纪年之前，中国先哲已经开始研究地图投影的问题。《周髀算经》在阐述“天圆地方”之后，紧接着对圆形体和方形体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论述。《周髀算经》写道：“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此论述的含义是：用测量方形的计算方法可以推导出测量圆形的计算方法。对此论述，赵君卿注释说：通过直接观察日影可以测定方形体表面，但球形体表面则无法直接通过日影来测定。方形体表面的测定可用常规之法，而球形体表面的测定就会出现很多变故，因此应当推导出测定球形体表面的方法。1《周髀算经》中有关“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的论述以及赵君卿对这一论述的注释说明，早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学者已经认识到地图投影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测绘平面与测绘球形体表面之间存在着差异；第二，应当基于平面测算法推导出球面测算法，即球面三角学。

《周髀算经》是一部数理天文学著作，它用数学方法阐明“盖天说”和四分历法。“方数为典，以方出圆”不是在单纯地讨论圆形体表面，其最终目的是探讨与测绘圆形天体和球冠形地表相关的球面三角学。《周髀算经》在关于球面三角学的论述之中，特意谈及球面与平面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地图投影学的核心。

《周髀算经》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地图投影。此书还有一段关于水平的论述：“用水平校正平面。”对此论述，赵君卿注释说：水平可以校正出平面，垂绳可以校正出垂直，若平面没有处于水平状态，或者竖直没有处于垂直状态，即使微小的差错在测量时也会引发千里之差。这些论述明确指出水平和垂直在测绘学中的重要性。《周髀算经》还提出了“南北为经，东西为纬”的经、纬线理念，并且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经、纬线网络测绘二十八星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