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群贤硕儒们，为连绵内战及造成的苦难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而无一丝收效之际，炮火轰鸣、人头乱滚的战场又传出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军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兵力47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经此一役，国民党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以32万兵力围攻国民党重点守备的战略要地济南城，历时8天，城陷，国民党军万人被歼，最高指挥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解党国之危，痛苦悲愤中服巴比妥安眠药自杀，以古老的“尸谏”形式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的绝望。在置于寓所书桌的遗书中，陈布雷字字血、声声泪地宣泄出久积于内心的苦痛与彻底绝望情形，书曰：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1]

此前，陈氏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谓“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目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2]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堕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晓峰）的纵横捭阖之术，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陆的“转丸”之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由中央银行为首，把储备黄金、白银等财宝全部秘密运往台湾。运送渠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上海的“央行”直接运至码头，以海关缉私舰悄悄运送到台湾岛；另一种是其他地区银行的金条、银锭、银元等，以陆路方式分头运送到厦门鼓浪屿，再以军舰从厦门运送至台湾。据国民党当局后来披露，1948年之后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锭、银元共有3批，其中黄金277．5千万余两，银（绽）元1500万元，另有1530万余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后来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3]蒲立德所言大体不差，这批黄金对稳定台湾民心和国民党军心，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经国亦曾对这批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有过如下披露：“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又说：“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