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作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2、7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运往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5、8、9、10] 《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 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阳差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 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５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17] 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 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