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的悲剧”——不正常的生存规则

从竞争走向竞合——与对手共成长

宇宙飞船的启发——走循环经济之路

“公地的悲剧”——不正常的生存规则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阐述了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称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但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

“公地的悲剧”远超出环境和生态问题，折射出一条极不正常的生存潜规则，那就是在一个公共的生态环境中，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为自己谋求生存资源，每个人都在破坏共同的生态环境。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不矛盾。该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根据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和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他指出每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会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这种理论假设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显然不相符，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企业生存环境与亚当、斯密时期有着重大的差别，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是极少存在的。在西方，企业经营中的一系列丑闻如贿赂、垄断、欺诈、环境污染、非法政治捐助、非法股票交易、窃取商业秘密等，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要求建立企业和社会相互信任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但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一个限制因素，满足社会需要才是企业的永恒目的，利润不过是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回报。松下幸之助也认为企业从社会中获得合理的利润，是企业完成了使命，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而得到的报酬。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处世立足，各得其存。从一百多年前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问世，到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滚滚大潮下的残酷市场竞争，似乎“争”字已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大事。君不见，国与国之间为了争资源，不惜以尖端武器逆文明潮流野蛮发动中东石油大战；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争市场，千军万马一拥而上去挤一条道；地方与地方之间为了争项目，舍本逐末牺牲环境付出惨痛代价；部门与部门之间为了争业绩，画地为牢急功近利以我为主成为协同链轮上的障碍；商贩与商贩之间为了争顾客，狭路相逢恶语相向互相诋毁结下永世冤孽；员工与员工之间为了争岗位，走关系找靠山暗放冷箭落井下石终形同陌路之人；赌徒与赌徒之间为了争横财，东借西挪六亲不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诺大一个朗朗世界，因为一个“争”字，弄得乌烟瘴气、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人心惶惶、充斥血腥。

其实，人们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所有权的认知。没有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3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3个股东的“公民CEO”，其经营行为是确保3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