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1970年，当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垮掉、人们对商业票据市场产生恐慌时，政府赤字增加和最终贷款人干预阻止了萧条并促使经济逐步恢复。

在1974－1975年、1979－1980年以及1981－1982年先后发生了超过两次有威胁的金融崩溃，它们都被大规模政府赤字和最终贷款人干预给遏制住了。在1974—1975年干预后，复苏时期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这又引发了国际和国内对美元的摒弃。在1978－1979年，由于美元大幅贬值，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打破。在美国脱离美元采取的形式有收藏品投资猛增、一窝蜂式的金属投机和家庭债务快速增加。

美联储通过调整政策作出反应，把货币供应量而不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这种务实的货币主义做法很快导致利率猛涨。谈到美元的国际脱离，作为金本位下拥有极少黄金储备的管理者，美联储的行动遵循了整个19世纪形成的英格兰银行所遵循的规则。[ , Bank of England Operations(1890-1914)(London:, 1936)]

美元的国内逃离被高利率打破，这大大增加了黄金和白银这些不生息资产的持有成本，以及持有短期资产获得的偿付款。政策调整的代价是(除了1980年为期6个月的短期衰退)The Hunt fortune and Bache and Company颇具威胁的崩溃[ Stephan Fey, Beyond Greed(New York: Penguin,1983)]、宾西法尼亚银行的破产，以及克莱斯勒特许贷款的需求。这些使得美联储要进行最终贷款人干预，尽管利率的降低是短暂的。

除了破产者的具体情况和涉及机构的性质，1981－1982年的衰退与1974－1975年的衰退异常相似。再次出现了收入和产出的大幅下降以及失业猛增，再次出现了大规模增加的财政赤字(里根经济政策中极端凯恩斯主义的一面)，再次出现了深深的创伤和经济大幅回落，再次出现了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干预。随着失业和银行破产状况越来越糟，在主要最终贷款人干预的6个月之后，再次出现了收入和就业的大幅度好转。“天”又一次没塌下来。

1981－1982年的衰退和美联储的干预行为以及1983年和1984年的结果，在国际化程度方面有别于1974－1975年的情况。导致美联储作为最终贷款人进行干预的导火索包括，俄克拉荷马州增进型银行的崩溃和对美元产生的恐慌，特别是墨西哥比索的暴跌。人们认为，1979年调整为务实的货币主义政策是由对脱离美元的恐慌引起的，而放弃务实的货币主义政策，更明确的判断是，是由对使用美元的恐慌引起的。

即使在1982年天没有塌下来，1984年早期的复苏也比较强劲，但天下也不是都太平无事。脆弱的金融机构问题不断，如芝加哥洲际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备受折磨，这表明经济远远没有保持二战后最初几年正常运行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固有的连续性被一种明显的内在不连贯性代替，这种不连贯性蕴涵在最终贷款人干预和大政府为维持利润采取的措施当中。干预的结果是，并没有出现经济崩溃。

成功阻止天塌下来的最终贷款人干预和大规模政府赤字是强效药。强效药经常有副作用。而且，我们知道，系统可以发展变化以至于在一种制度或一组建筑物中有效的“药”可能在其他领域效果全无。为了考察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理论，阐明为什么我们的系统容易受到“天塌下来”的危胁，以及为什么特殊政策干预在有时是成功的，而在其他时候却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