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养鸟者当中，最气派的莫过于养鹰了。论个头儿，一尺多高；论分量，二三斤重；论形态，文翮鳞次、砺吻钩爪。如此雄健威武的庞然猛禽架在胳膊上，怎能不引人注目，又如何不气派？

鹰，亦称苍鹰。从《诗经 大雅 大明》中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一语看来，远自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然把鹰这种猛禽看作是奋扬威武的象征了。

隋朝开皇开间，设置骤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三年（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瞟骑将军为鹰杨将军，车骑将军为鹰击郎将。足见当年的统治者在武将中极力提倡鹰的奋扬威武精神。

关于大批驯鹰使其成为狩猎工具的史料记载，亦始见于《隋书 炀帝纪 大业四年》：“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唐代沿袭了前朝饲鹰遗风，专设鹰坊，由闲厩使（官名，圣历中置）管辖。由于朝廷与民间养鹰之风日盛，因此以鹰为题材的唐诗亦层出不穷。例如杜甫的“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力赞了鹰的形美与善飞；柳宗元的“凛然空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声情并茂地状出了鹰的敏捷与磅礴气势；而耿炜的“举翅云天近，回眸燕雀稀”，则描绘出雄鹰凌空搏风，杀气森森的威慑之貌；而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那驾鹰出猎的气势，又是何等的奋发、昂扬。

满族八旗子弟，因受历代帝王行围射猎之影响而最喜放鹰捕兔，以至进行“较猎”比赛活动，此风历时二百余年而未泯。

每年秋末冬初，皇帝必去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围射猎，上万人的射猎隧伍随侍其后，架着鹰牵着狗，浩浩荡荡，势若出征，回宫后必举行庆功宴会，演奏《飞燕捉天鹅》（春秋战国时鹰捕天鹅的故事）等乐曲，并论功行赏。

上行下效。八旗子弟皆不甘寂寞，纷纷雇用鹰把式，以捕鹰、驯鹰、放鹰、较猎为乐。

刚捕获的生鹰，须经一个多月的驯养，昼夜熬着不令其睡觉，亦不喂食，以消磨其野性而逐渐与人亲近，正如古人总结鹰性所云：“饥则附人，饱则飞去，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雪之志，当急其羁绊，不可任其所欲。”熬鹰、训鹰的苦差一向是把式的分内事。把式熬鹰，经常于夜间架鹰步行四九城。俟东方既白遂回家换人接着熬鹰。这种昼夜倒班歇人不歇鹰的残酷驯养，直至鹰不怕人并开口吃食即告结束，携其至野外捕兔，即可大显身手，令人非常快慰。

猎兔的情景是扣人心弦的，主人站在荒野的高处，除掉鹰帽、爪套及爪链，鹰便环视四周，跃跃欲试。主人的几名助手四散于方圆数百亩的荒草丛冢中，以修长的枣木杠儿左右搜寻，徐徐前进，忽听枯草刷刷一响，随后便有一只野兔霍然窜逃；那躲在远处的猎鹰早已瞋目而视，猛然腾空而起，恰似一道闪电凌空掠过，及至俯冲下来，可怜那野兔立即鲜血迸溅，气绝身亡矣。无怪乎唐诗人章考标有诗赞鹰曰：“穿云自怪身如电，杀兔谁知吻胜刀。”而王摩洁《观猎》中“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则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了。

八旗子弟于放鹰捕兔时，如同军中的主帅坐镇指挥，发号施令，喝五吆六，虽声嘶力竭而乐在其中。至于作为战利品的野兔，往往送给下人或吃或卖；唯一所求者便是玩得高兴、乐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