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

毋庸讳言，古老的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创造了震古烁今、登峰造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干旱、洪涝、山崩、地震，几乎年年发生；边境纷扰，外族觊觎；权臣、军阀伺机蠢蠢欲动。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统治的手段是异常严密而残酷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政治格局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帝王的眼中，“商”很容易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孟德斯鸠还说：“在君主统治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奢侈的基础上，虽然那里的贸易也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但是贸易的主要目的却是为贸易国获取一切为它的虚骄逸乐和奇思妙想服务的东西。”

因此，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老子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之讲。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公开地说要“存天理，灭人欲”。正是在这种复杂、特殊的环境当中，为了维持农业文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专司货物贸易的人，不管是“行商”还是“坐贾”，就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苟延残喘，在社会的等级排序中只能屈居末尾。

不仅如此，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对这些商人也是大加挞伐，比如“无奸不商”、“见利忘义”，比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到了毛泽东时代，因为特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贫下中农是基础力量，而商人再一次跌入社会的底层。四处游走的商人同样被视为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庄严的刑法甚至专为之设定了一个罪名“投机倒把罪”，违反者要严惩不贷。

西方心理学家与社会行为学家认为，人的欲望可以被摧残，可以被强力压制，但却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相反，压抑的程度越深，反弹力就越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市场经济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们社会的神圣殿堂。一时间，被打压了几千年的商潮如黄河决堤：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仿佛一夜之间，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新贵，登高望远，把酒临风，何等喜气洋洋、畅快淋漓！过去人憎鬼厌、“狗不理”的商人们，成了备受民众与媒体追捧的明星，鲜花、掌声、闪光灯此起彼伏。

名牌美服，周吴郑王；香车宝马，丽人环绕；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可能都是空前绝后的。第一类老板主要是来自社会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及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为最多）。

广东90%以上的老板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另外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的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与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两手空空。为了家庭及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积极向上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为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们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因此最具冒险精神及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当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刮起时，当整个社会的“精英”们还在为“商品经济”、“剥削”、“雇工”、“姓资姓社”等高深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些草根阶层已经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投机于南北、倒把于东西。

当市场经济尘埃落定时，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积聚了向更高台阶进发的实力与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与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发了财。

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与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与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与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仍有许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具备如此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成为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卑微，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没有优雅的谈吐，也没有潇洒的举止，但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今天的成就不是来自于世袭，不是来自于钦命，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出身，但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成功率远远低于科班出身者，可能只有科班出身者的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也正是这种高赔率，使成功的他们更具有传奇色彩与生命力。就像战争年代的将军、元帅一样，他可能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或是一个农民，甚至是一个和尚。但是，须知“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由于环境的特殊与残酷，这种学习能力惊人地强。洪秀全的太平军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横扫了大清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滚尿流，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如果不是后来湖南出了个曾文正公，大清可能会就此完结。

而指挥太平军作战的亲王、元帅、大将们，在不久前大多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烧炭佬或贫贱的农民，除了本村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革命之前，他们只有诸如“狗剩”、“发崽”、“旺财”等的小名，连大名都没有。

而被他们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们则个个都是谈吐高雅的饱学之士！可见，人有没有所谓的“知识”，尤其是书本上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存的智慧以及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

可以说，不管是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竞争，胜败的关键是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国的大学问家歌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富豪榜上有这么多的草根老板，就很正常了。

第二类老板的出身各不相同，如何在政治、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就是这些人不断磨炼的生存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