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在那些收入分配更为平均的地方，人们的满足感要明显高于那些贫富差距较大的地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生活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就要高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南欧居民。研究者们还发现，财富分配甚至还关系到人们的健康，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理查德·威尔金森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公民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都有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只要他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不至于太大。在一个相对贫穷但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国家里，居民的平均健康状况要好于那些虽然富裕但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国家的居民。

有些时候，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满足感甚至会出现下降，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有更多的人收入比自己更高。柏林墙倒塌后，前东德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下降了，这是因为他们开始将自己与原来生活在西德的公民进行比较。

很少有中产阶级在制定目标时，会立志要住进像比尔·盖茨在西雅图为自己盖的那种4 000多平方米的豪宅里，但是盖茨在建造这栋建筑物时，事实上已经为极其富有的人群设定了一个新标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今后为自己盖房子时也会设计这么大面积的户型。这些巨大的豪宅同样也会刺激那些还没有达到巨富程度的富裕人群，他们也开始建造以前从未住过的大房子—虽然没有盖茨的那么大。然后，这个社会阶层的人会继续将制定新标准的接力棒向下传递，一直传到中产阶级的手中。

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诸如此类的比较链条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居民收入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情况下，2007年美国新建造的一般房屋面积（232平方米）比1977年同等档次的房屋面积（165平方米）大了50%。在其他消费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现象，随着巨富阶层在生日宴会和婚礼筹办上的投入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百万美元的级别，比较链条的传导作用同样推高了中产阶级的庆典开销，一个典型的美式婚礼在1980年时的平均花费是11 213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28 082美元（两个数字都已剔除通货膨胀因素）。

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无法承担这些住房、婚礼和其他舒适设施的花费，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在债务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但是到了2008年，连债务这个选项也消失了—这也许可以解释2009年的新建住房面积重新缩小到了222平方米等一系列的现象。然而，比较链条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中产阶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自身与顶层阶级的巨大差距。

巨富们也逐渐开始收敛自身的炫富行径，在经济衰退期间，炫富性消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美国《魅力》杂志的一位编辑写道：“在此时大肆购物有点粗鲁。”但是在一个通信如此迅捷和普及的年代，富人们想要隐藏他们的财富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雷曼兄弟倒闭后没几天，美国的《每日野兽》杂志就发文说，前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尔德的妻子凯瑟琳用一个简单的白色口袋来装她在纽约爱马仕专卖店购买的三条价值2 225美元的羊毛围巾。好奇心较重的人还可以登录一个2009年刚上线的网站，只要在该网站上输入任何首席执行官或金融巨头的名字，就可以鸟瞰他们的私人住所，而且还可以拉近放大仔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