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支付给首席执行官和高管们的薪酬一直都在上涨，他们的工资从未离开过经济衰退之前的那条上涨曲线，就好像在这段时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高管的工资与公司的利润以及股票价格挂钩，为了使这两者保持上升的趋势，高管们不断削减员工的工资并将工作岗位用机器取代或外包到其他国家，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经济恢复比美国快的原因所在。争夺管理“人才”的竞赛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大公司为了从世界各地吸引顶尖的人才，不断开出更高的价码，而这些高薪人才们也一直在世界各地搜寻好的交易和新的市场—这样的趋势必然会持续下去。令人称奇的是，美国最好的25位对冲基金经理的表现要远远好于那些投资银行家以及顶尖的公司高管，据我的估算，他们的平均收益额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要继续挣扎在“被淘汰”的边缘—跟全世界的工人以及新一代的软件进行更激烈的竞争。除非我们采取行动来逆转这些趋势，否则国民收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份额流向顶层的富裕人群，而其他人的份额则会继续缩小。

某些物品只有在一部分人拥有而另一部分人缺乏的情况下才会显示出自身的价值，确实，“价值”一词的含义与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息息相关的。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书中所说：“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一个男人要想证明对妻子的爱，一朵玫瑰也许就足够了；但若换成一个富裕的社会，这个男人必须送他妻子一打玫瑰。”这一点你可以从基于计算机的虚拟世界里直观地感受到，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许多人用真金白银换取那些虚拟的商品—代表名牌服装和豪华跑车的小图标，就像在真实世界里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东西一样，他们从中也得到了同样的满足感。在虚拟世界里，虚拟商品发挥着跟真实商品类似的功能—确立一个人的相对财富以及价值。

相对性的存在解释了哪些东西应该被视为“奢侈品”，哪些是“必需品”。回到18世纪，亚当·斯密将必需品定义为“不仅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而且是该国的风俗认为一个体面的人所不可或缺的”。在18世纪欧洲的绝大多数地方，亚麻衬衫严格说来算不上是生活必需品，但是斯密注意到，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在公共场合露面，身上却没有穿一件亚麻衬衫的话，就会感到无地自容，“对某样东西的缺乏会被视为可耻的贫困，因为除了某些完全不懂得操持生活的人，一般的人不会潦倒到如此境地”。斯密还写道，皮鞋在英格兰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种“必需品”，但是在苏格兰就只适用于男人，在法国两者都不适用。

1899年，经济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指出，人们总是从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人群那里得到暗示，试图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富人们的“炫耀性消费”对接。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认识到人们对许多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更多地来自产品给购买者带来的社会地位，而非产品本身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示范效应”，即产品向其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产品持有者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购买该产品，因此他或她在社会等级中也就占据了一席之地。

20世纪初美国的讽刺作家门肯（）曾这样评价：“财富就是每年的收入比你老婆的姐夫或妹夫多至少100美元。”时代的确发生了改变，现在许多女性也已经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但是一个家庭的相对地位（不仅仅是与他们的亲戚作比较）还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当处于社会顶层的人群正在进步时，其他人就会渴望做得更好，但是这种欲望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嫉妒或任何其他的人格缺陷，这跟社会规范对好生活的标准的潜在提高有关。即使是那些收入没有下降的人，当他们看到社会顶层人士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会感到贫穷和匮乏，而对那些收入确实减少了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