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人否认仰融的商业天赋，但他早期的故事商业气息并不浓厚，在华晨上市之前，他只是一个被政客和官员支持的前台角色。仰融的第一桶金是从海南华银拆借来的400万元，他不过在上海股市混了几个月，就把这笔钱翻了几番，当他到东北收购金杯汽车股票时，已然成为金杯厂长赵希友眼中的“有钱人”。

现在看来，仰融所有的辉煌和失意都在于构筑了一个叫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半官方色彩的机构，该机构成立的大半目的是为了华晨汽车到美国上市。尽管当时仰融已是金杯客车的大老板，但和当时大多数企业的做法一样，他仍需要像这样一个“红帽子”来为自己壮行。不出意外，顶着“中国概念”的华晨汽车在美国受到热捧，仰融也成为到美国股市尝鲜的第一个中国人。

声名鹊起的仰融很快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他把制造汽车的任务交给手下，自己跑到股市精心缔造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华晨帝国，并声称要以此为融资平台，打造“五朵金花”。当他不顾辽宁政府的意愿，执意把最重要的一朵金花罗孚基地插在浙江宁波的时候，终于彻底触怒了东北的官员。对抗的结果是，华晨汽车的老底被追究，仰融沦为通缉犯，不得不仓皇逃往美国。

人们通常把仰融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产权不明，认为政商博弈只不过是触发裂变的火种。其实不然，产权之所以不明，正是由于商人地位的渺小，为求企业生存不得不妥协于政治，挂靠在集体名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因产权问题导致的落马案例，都是政商博弈失衡所造成的悲剧。

博弈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伴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呈现不同程度的转化。商人自始至终都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不过如果能审时度势，也不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进一步说，倘若耐心足够，像鲁冠球那样收复产权也未尝不可能。但显而易见，仰融已经在政治牵制中隐忍了太久，他需要一个施展商业抱负的空间。更可悲的是，他自以为已经强大到能对抗政治的地步，最终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仰融之外，李经纬、禹作敏、黄光裕、魏东等都是政商博弈的牺牲品，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当你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以柔克刚比针锋相对更加明智、有效，并且也更安全。

5市场无情，英雄无奈

不可否认，大多数富豪的崛起源于市场的青睐，但也有一部分富豪的确在市场中败得很惨。市场变幻无穷，它能够让人瞬间暴富，也可以把赋予你的一切又统统葬送，只叫人徒唤奈何。

超前者的悲哀

中国企业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乏雄才大略，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近乎完美的执行力。他们像夸父逐日那样追逐梦想，凭借超前的商业意识和高妙的运作手法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人敬仰的富豪。

然而，随着现实的掣肘越发加重，超前性又成为他们的负担，令其步履沉重，苦不堪言。如果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果断割弃，必然会在现实的报复中轰然覆灭。超前者的悲哀，时也，运也，命也！

这样的人物往往以黑马的形象出现，如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都是商场上不按常理出牌的另类选手。他们心中想法万千，但真正能付诸实践的也不过一二，尽管如此，也足以令其迅速成名。

牟其中在做成换飞机生意之后又构思过许多匪夷所思的项目，但无一例成功。他对中国金融市场颇有看法，发誓在金融环境改善之前，不与资本市场来往。唐万新和顾雏军则不同，他们借助资本之手掀起产业整合浪潮，在草莽遍布的商业江湖上打造出“跨界”的企业集团。

2003年是德隆历史上由盛转衰的一年。是年12月底，德隆成立17周年的宴会上，唐万新异常高调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下属说，“这些年来，德隆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创下了很多先例。德隆的战略投资、产业整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彼时的唐万新饱受各方压力，但仍未放弃希望，他鼓舞士气说，“我们要在德隆创办20年的时候，走整体上市的路子。德隆也整体浮出水面，成为世界500强中的一员，为中国的民族工业争光，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