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马修，我遇到一个道德困境。我能问问你现在进行到第几步吗？”

“我正在专心进行第一步，”我说，“也在考虑第二和第三步。”

“还没有正式进入第四步。”

“我的保证人让我不要操之过急。他说正常情况应该是一年一步。我现在是第一年，所以重心应该放在第一步。”

“这是一个流派的想法，”他说，“一年一步的原则也有些道理，因为需要一年才能使一个步骤真正地发挥作用。不过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戒酒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把酒徒从病床上拎起来，逼他们跪下，说自己对酒精无能为力，说自己相信上帝，如此种种。那些可怜虫甚至还在发抖，他们也不管。他们是最早的步骤纳粹。几十年之后才有人想出这个词儿来。”

“你不是第一个。”

“恐怕不是。而且，我也说过，不是每个人都想找我这样的保证人。但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保证人做得比我还彻底，我也不可能戒酒这么长时间。他要求我把每件事都记录下来，对此我深恶痛绝。他要求我跪下来祈祷，我觉得非常屈辱，与我和上帝一直以来保持的君子之交格格不入。君子之交就是指，两个讲道理的人在平等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天哪，那会儿我可真够狂妄自大的！”

想到这里，他摇了摇头。

“直到杰克死的那天，”他接着说，“我都觉得我是他最合适的保证人。我们俩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比我大将近二十岁，生活道路比我坎坷得多，他是异性恋，甚至还有点儿讨厌同性恋。可他想像我一样戒酒，而且觉得我传达的理念可行。我也看得出来，他要想戒酒，唯一的办法就是按部就班地执行所有步骤。每天早晨祈祷，每天晚上祈祷，每天至少参加一场聚会，按顺序执行每一个步骤，而且什么都要记下来。你能体会我的困境吗？”

“他把什么都记下来了。”

“他告诉我的每句话，以及他写下来的每个字，都应该绝对保密。我不是牧师，在法庭上，忏悔如铅封的原则保护不了我。但不管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一直把这些视为忏悔词。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