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知道还有不少人持另外一种观点。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然而我瞧不起那些生活鄙俗，在刺耳的音乐下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在我看来还处于野人和动物的水平。
 凡是我在周围见到的一切，无不坚定了我的这种观点。
 诗人写缠绵悱恻的诗，为自己的伤感而自豪。
 “伤感袭上了我心头——它是我的圣母，是我白发苍苍的主母。”我反复吟咏这两句诗，只是记不起作者是谁。
 我所倾慕的哲学家们对忧郁症的评价是敬重的。康德写道：“忧郁症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随着才华。”
 把劈柴添进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说来也怪，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但凡沉思的、忧郁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备受尊敬。①
 ① 不久前我翻阅瓦·勃留索夫的日记，看到了这么一句话：“雅罗申科气质高尚。是个可爱的人。与生活格格不入……”
 简言之，我那时认为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乃是善于思索、感情细腻、出身贵族的人应当持有的唯一态度。而我正是贵族出身。
 因此我认为我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我的忧伤和某种程度的厌世正是我智能的特征。而且不只是我一人智能的特征，是一切力求使自己的意识高于动物的意识的人的特征，是一切这种人的智能的特征。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悲哀了。然而看来的确是这样。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告终。
 我十八岁时就是这么想的。不瞒你们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是这么想的。
 然而这样想是错误的。现在我怀着幸福感向各位宣告，我这样想是犯了可怕的错误。
 这个错误当初险些送掉我的性命。
 那时我想死，因为我看不到其他出路。
 1914年秋天，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离开大学，参加了军队，准备以死报国，这样死就不是轻于鸿毛了。
 不料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即使忧伤偶尔袭来，很快也就过去了。在枪林弹雨之下，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我反复思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我在战场上找到了生死与共的袍泽，所以我不再忧思重重。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在高加索近卫师米格列尔团服役。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官兵亲如手足。也许这只是我当时这么觉得。
 我十九岁时已擢升为中尉。
 二十岁时已有五枚勋章，晋升为大尉。
 然而这并不说明我是个英雄，而是说明我整整两年没有离开过火线。
 我参加了许多战斗，挂了花，受毒气伤害，心脏出了毛病。然而我的情绪几乎始终是愉快的。
 革命刚一爆发，我就回到了彼得格勒。
 我没有丝毫恋旧的伤逝之感。相反，我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截然不同。我希望周围的人都是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而不要像我那样动辄忧从中来，郁郁不乐，多愁善感。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所谓的“社会分歧”。可是我又像过去那样忧郁了。
 我试着调换职业和城市。我想逃避这种可怕的忧郁。我预感到这忧郁将置我于死地。
 我先迁居阿尔汉格尔斯克，继而又迁往北冰洋畔的麦津，后来又回到彼得格勒。未隔多久，又前往诺夫哥罗德，后又迁至普斯科夫。此后又搬到斯摩棱斯克省的红城。最后又回到彼得格勒……
 不管我迁往哪里，忧郁始终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
 三年之内，我换了十二个城市和十种行业。
 我当过民警、会计、皮匠、家禽养育家、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刑事侦察员、法院的书记员、文书……
 这不是坚定地在生活道路上行进，这是——张皇失措。
 我参加了红军，重又在前线度过了半年时间，那是在纳尔瓦和亚姆布尔格附近。
 可我的心脏被毒气损伤了，我必须考虑新的职业。
 1921年，我开始写短篇小说。
 自当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不仅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于是我去找医生。除了忧郁之外，我的心脏有问题，胃有问题，肝也有问题。
 医生们大刀阔斧地给我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