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对于传记片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影片通常很关注人物不完美的一面，正是这些缺失甚至黑暗面，才使得人物产生立体感、散发艺术魅力。巴顿脾气暴躁，他若活在今天，虐囚就不是纯为了取乐那么简单了；纳什尽管经历了美化工程，但银幕上他依然在精神及性功能方面大有欠缺；朱莉娅扮演并获影后的阿莲帮穷人打官司，但她喜欢穿得跟廉价妓女似的；《我的左脚》中的布朗身残志坚，尽管身上没有几个器官能活动，但依然像一头好色的大灰狼；斯通镜头里的尼克松急需心理医生帮他挖掘童年的郁闷；辛德勒犯有生活作风、投机倒把等问题，更严重的是，他还是一名纳粹党员……

在我印象里，真实事件对于中国影视作品是一种必须摆脱的羁绊，仿佛只有贴上“戏说”才能让自己名正言顺取得发挥想象力的执照；西方影视则喜欢往真实上面靠，很多作品若不是片头或片尾出现一行“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的小字，简直不能想象那事真的发生过。究其逻辑，国产片若拍真人，就得正经八百，因此只有虚构才能出彩；而外国片的推理刚好相反：虚构的算哪根葱，有本事我跟你玩真的。卫慧的手段是偏西方式的，明明是小说，但拼命暗示那是她的自身经历，否则你若把金赛调查中的古怪案例全都搬到自己身上，保管把卫慧们打得落花流水。

中西方有对传记片看法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演员们都喜欢扮演真人。对于中国演员，“模仿得惟妙惟肖”是一种很高的评价，若被定位成伟大人物的特型演员，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无聊时甚至可以放点风声，暗示自己可能是该人物的私生子。西方明星也喜欢主演传记片，因为那是通往奥斯卡宝座的捷径。事实上，好莱坞大亨并没有偏爱真人真事，他们甚至讨厌传记片，因为传记片很少能赚大钱。多数传记片是明星、名导不懈努力的结果，最后大亨们为了笼络人心，不得不同意制作这些影片，没想到年底为他们带来了不期的荣誉。《摩托日记》的助产婆是罗伯特·雷德福，他发现切·格瓦拉早年游历南美时的日记后，买下该书的改编权，并雇用了巴西的编导。《飞行家》能顺产，主要是因为多年来莱昂纳多着迷于休斯这个人物，并聘请《角斗士》的编剧约翰·罗根操刀，五年15易其稿。拍摄《金赛》的比尔·康登以1998年的另一部传记片《神与魔鬼》著称，该片描写好莱坞30年代大导演詹姆斯·威尔晚年的生活，主要细节都是虚构的，因为大家只知道他曾经拍过《魔鬼博士》等经典片，本人是同性恋，死得很蹊跷，但把这些内容窜在一起则是编导的发明，其实性质跟《莎翁情史》差不多。如果没有科波拉的鼎力相助，《金赛》最多就是一部电视电影。奥利弗·斯通拍传记片有着良好的记录，从《火乐焚城》、《刺杀肯尼迪》到《尼克松》、《生于七月四日》，都是不错的传记片。但当他从1989年开始思索《亚历山大》时，好莱坞大亨都摆出一张张冷脸。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均来自美国以外，别看是超级大制作，理论上仍属于独立片。该片美国票房的惨败，似乎证明了大亨们的“远见”，即现代观众无法接受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一个33岁前征服大半个世界的英雄，怎么可能是同性恋呢？岂知在那个年代，人们在性爱方面不分性别和年龄，全部同吃。想必发行商期待斯通淡化这个情节，但偏偏这部分在史料里有明确记载。为了坚持这历史原貌，该片起码得罪了美国人口的一半，即投布什一票的那一半，也就是用现代宗教眼光审视古人行为的那些人。

欣赏传记片，切忌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去衡量片中人物。也许你认为吃喝嫖赌是一大恶行，但对一个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人来说，那是很小的瑕疵。这话一定有人听不进，他们会反问：为什么要丑化英雄？居心何在？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怎样的榜样？《性书大亨》中的拉里·弗林特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毫无人格魅力，但他的恶行在客观上保护了大众的言论自由。正如他在片中所言：“如果法律能保护像我这样的人渣的自我表达权力，你们还怕得不到法律保护吗？”这就是该片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