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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春天，当王选如一叶小舟般每天孤独地在情报所游弋的时候，几乎在同一时刻，还有一群人也在做着相关的工作。

从1975年开始，郭平欣领导的“748”办公室组织了由北京新华印刷厂、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以及北京市1500名中学生，协同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汉字查频统计”。他们从政治理论、新闻通信、科技和文艺四类书籍86本、期刊104本、文章7000余篇共2100余万字中进行“查频”，结果表明，调查样本中一共用了6335个汉字。

此外，郭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就照相排字机的选择问题——模拟字模和数字字模问题，开展了数月的调研和论证。数字字模方案很快就胜出了，这是一个采用64×64点阵字库以解决存储器容量过小的矛盾的方案。

可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用数字点阵方式表达的汉字字模，即使用较高的点阵密度，也不易体现较高的字模质量，难以满足新闻出版印刷的要求。所以，采用数字式字模方案，若不对汉字字模信息进行压缩根本就行不通。可是，若论信息压缩，日本人攻了几十年，也没解决问题啊。

因此，主流的意见是——改进光机式照排机，以此作为“748”工程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二代机方案的胜出。

这一结果令郭平欣有些泄气。人家正在研究四代机，我们举全国之力，就只能吃别人前天的剩饭。

在这个时候，德国Hell公司第三代照排机来北京展示，Hell的系统把点阵字库放在磁盘上，用黑白条的方法加以压缩，但Hell的存储器容量依然太小，根本不足以解决汉字的问题。

“唉”——郭平欣只有一声长叹。

两条曲曲折折的路在初夏的时候终于交汇了。

来自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教师张淞芝在加入“748”工程之后，为了解决汉字存储问题，跑了不少单位，但结果都不理想。后来，他终于得知了王选和他的研究。

王选回忆说：“1975年5月，‘748’工程办公室张淞芝与十五所、南京大学等承担单位的同志一起来到北大，介绍该工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