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正面的”小说式表述则不具备同样的重要性。比如，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一部小说将萨洛蒙·冯·罗斯柴尔德刻画成了维也纳版的“圣诞老人”。他非常仁慈地帮助一个木匠的女儿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女孩希望嫁给她那富翁父亲的学徒，这个学徒天资聪明但家境贫寒。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短篇小说《穷模特儿与百万富翁，钦佩的注解》（1887年），故事描述了一个落魄的富家公子在一个名为“豪斯贝格男爵”的富翁的慷慨相助下，最终娶回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在此类虚构故事中，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主角通常被刻画成慷慨大方的救世主，这在20世纪有关这个家族的一些流行小说中也能见到，尤其是巴拉、罗斯、莫顿、考尔斯以及威尔逊的著作中更是常见。这类作品有意识的（有时让人生腻的）正面腔调甚至从其书名中就能看出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罗曼史》、《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家族的画像》、《财富家族》以及《财富与权力的故事》。1969年上演的描写迈耶·阿姆谢尔和5个儿子的音乐剧间接地反映了这种阿谀风格的延续。在这些作品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历史被描述成善良的犹太男孩反抗掠夺的故事，最终堕落成了南德意志版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就是：庸俗。

不过，这种正面的描述在“罗斯柴尔德神话”中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结为他们的高尚品德，就会有2~3个作家持相反的观点。

最初的时候，即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像后来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根茨为他的“朋友”做的另外一件事便是向诸如《汇报》这样的报社下达指令：不准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使是在1843年，激进共和党人弗里德里希·施泰因曼仍然发现，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他的历史学著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它的历史和交易》，因为这本书中描写的细节众多而且充斥着批评词句，又过了15年，它才得以问世。允许出版的最大尺度题材是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记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撰写的软性文章，他当时报道了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的一起偷窃案，在其中他有些“多余地”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形容成“万能的上帝和大师，掌握着东半球所有铸成钱币的白银和黄金，国王和帝王们需要谦卑地从他的钱箱里借钱，他是万能之王”。即使在相对自由的英格兰，早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也只能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出现，比如克鲁克香克的《犹太人和医生》；或者在议会授予的特权保护下发表，比如1828年托马斯·邓库姆针砭时弊的发言：“一个新的、可怕的力量，直到今天仍不为欧洲所知，他是无限财富的主人，他吹嘘自己是战争与和平的决断人，而且国家信用都需要看他的脸色。”

这种方式并不罕见，在法国，最初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巴尔扎克在小说《纽沁根银行》（The House of Nucingen，1837~1838年）中，讲述了一个无赖式的德国银行家的发迹史，纽沁根通过一系列的虚假破产积聚了自己的财富，迫使他的债权人接受贬值的纸币作为偿还的款项。纽沁根的蛮横、无情以及粗俗与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有非常多的巧合之处；在另一部小说《情妇们的辉煌与哀伤》（Splendours and Sorrows of Courtesans，1838~1847年）中，巴尔扎克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它不仅适用于纽沁根，按照巴尔扎克的暗示，也适用于詹姆斯：“所有迅速积聚起来的财富，要么是运气或偶然发现的产物，要么是‘合法’的偷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