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开始看照片。她有两本影集是那个学校和孩子们的照片。还有所有来往的信。照片里的孩子排成队，手里拿着新书包，站在那里，表示他们收到了钱。关德琳很兴奋，她不停地说，“这些孩子对我很重要。想到我可以为他们作一点点事情，我就觉得很值得。这些孩子，也许有一两个长大了，会记住一个美国的女性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资助过他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会有基本的友谊，我们两国的人民会知道人民是友好和互相帮助的。人民的友谊比政府要重要得多。”

我能说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善良，理想主义的女性。我的中国人的怀疑显得很不高尚－－我在怀疑这些钱是不是都真的花到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点头称是，同意她的意见。看到那些照片，我想，无论怎样，这些孩子们还是得到了好处，一个新的书包带来的兴奋，我也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情况。我看了看学校送来的帐目，受益学生的名单等等，我还是宁愿相信当地的校长和老师会真诚地用这些钱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关德琳问我是否想这些钱真的给了孩子们，我努力肯定地说，我相信当地人不会滥用这些钱，请她放心吧。我不忍心让我的怀疑影响她。我宁愿让她保持她的理想和善良的人道主义。

我仔细地读那些几年前有的孩子的感谢信。那些信千篇一律，都是空话联篇，内心想，中国的教育还不如不受，越受越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模子，这些孩子的信都是一个调子，好像是照着标准信写的，看了几封，我就放在一边了。她不停地说，“我真希望这些孩子多给我写信，可惜他们不怎么写信。我要好好地学我的中文，可以直接给他们写信。”我继续看别的信和照片。看到那些照片，那些中国的贫穷的农村的照片，我觉得那么熟悉，好像中国的味道都过来了。从那些信中我知道关德琳给校长的儿子买了衣服寄了过去，因为校长写信表示感谢。从那些信中我知道学校盖了新教室等等。在那些信中我突然发现一封打字的信，我惊讶地说，“难道他们有电脑吗？” 她回答，“是啊，我给他们买的。他们的校长要电脑，我也不明白要电脑干什么，我开始不想给他们买电脑。但是，校长说他们就需要电脑。我没有办法，给了他们钱，买了电脑，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用电脑。那个地方有没有互联网？电脑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吗？”我没有回答，因为， 另外一封信吸引了我。

这是一封新来的信，是新年前写的，不过两三个月前来的。是校长给关德琳的直接的信。信中问候关德琳和她的生活。第二段就谈到他自己的生活。他说他的祖父去世了，他心里很难过。同时他也生病了。他请关德琳给他两万块钱治病。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革命工作，他需要钱治病。他的病，他说是性功能障碍症。

我手里拿着这封信，真真地楞在那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白纸黑字，校长要美国友人关女士资助他钱治他的性功能障碍症。没有一句谈到孩子的教育和学习，是性功能，而不是教育。我惊讶地抬起头，问她，“你给了他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