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没给钱。我不明白这位校长为什么告诉我他性无能。这封信让我很为难，很不好意思。我收到信后到你们大学去找教中文的教授为我翻译这封信。我是第一次请中国的教授帮忙。结果那一个男教授给我翻译信， 对我说校长是性功能有问题，要钱。我和这位素不相识的教授讨论性功能障碍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校长会写这个病因给我。简直荒谬可笑，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中国教授讨论性功能。我不明白，这是你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吗？告诉别人你的私生活，你的性生活？”

她的一大串话要我先是哑口无言，后是愤怒地叫起来，“当然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对不相识的人谈个人的性能力，这是一个私人的话题。”

她很困惑地看着我：“那这个校长干吗告诉我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给孩子们钱，但是我对校长个人的生活不感兴趣，他有没有性功能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这个作理由要钱呢？”

我气得说，“我怎么知道？你不要问我，你不如给校长写封信，问问他。”

她说，“我还没写信呢，他又来了一封信，这，给你。”

我接过信，只有半页纸，信中问关女士收到前一封信没有。说，自己急需治病，请立刻把钱汇来。如果一时拿不出两万块，一万快也行。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问，“你请人翻译这封信了吗？”她淡淡地说，“还没有呢，我正想找你看一看呢。”

“他在催你给钱呢。”我说，“他急着治病呢。”

关德琳看着我说，“还是性功能吗？如果是这个病，我不想给钱。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中国人不是觉得儿子是最重要的吗，所以他的病，重要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不给他钱，我只给孩子们钱。”她很坚定地说。

关德琳过去的工作是工商业咨询，她帮助别人计划企业，办公司等等，这是她的专长。多年的职业妇女生涯训练她的干练，聪明，机智。

我点头支持她， “对。给希望工程钱，那才是我们中国的希望。”

(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