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房客，很少人出入那大楼的大门。偶然会有醉汉在楼梯上睡觉。每星期会有乞丐按我们的门铃儿。他们叽里咕噜地站在楼梯平台。妈妈给他们涂上奶油的面包，不给他们钱。

我们住的是五层楼。最高一层。除了到顶楼127的门，楼梯平台上还有四道门。一道门上写着“娥尔克，新闻摄影师” 。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的邻居，真给我一种时髦的感觉。

我们透过墙壁听得见的隔壁邻居，是一个皮肤浅黄的中年单身汉。他在家里工作，好像是一种用电话做生意的代理人。讲电话的时候，他常常大笑，一种透过墙壁、令人着迷的笑。另一种常常听得见的声音是软木瓶塞发出砰的一声，那个时代的啤酒瓶子没有金属的盖子。这些跟兴奋有关系的声音，好像一点都不适合我偶然在电梯里会遇见的、那像幽灵一样苍白的老头儿。后来他对别人起疑心，笑声越来越稀少。

有一次发生暴力。我那时很小。一个邻居喝得烂醉如泥，他妻子把门锁了，拒绝他进来。那人大闹，用尽全力想把门打破。我记得他大声嚷 ：

“我他妈的不管你把我送到王岛去！”

“王岛是什么意思？”我问妈妈。

妈妈解释说王岛是警察总局所在的地区，因此王岛这个地区名声不好。 （1939 年到 1940 年冬天，王岛的一所医院里，我看见在芬兰打仗受重伤的士兵以后，这个感觉更加强烈了。 ）

妈妈清早上班去了。她不乘车，她总是走路的。从她开始工作一直到退休那年，从首都的南区走路到首都的东北区——她在东北区的一个小学教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年年就教那两个年级的学生。她是一个专心致志的老师，也热爱她的学生们。你也许会想像退休对她来说很不容易接受。一点都不，她感到轻松极了。

因为妈妈是公务员，我们家里雇一个女仆。她主要的任务是看护我，因此应该管她叫保姆。她睡在跟厨房连起来的一间窄小的房间。这房间算是厨房的一部分，没有包括在我们住所“两房一厨”的设计中。

我五六岁时，我们雇来的保姆叫安娜·丽萨。她来自瑞典最南的一省的一个小城市。我觉得她很有吸引力：一头鬈曲的金发，一个稍微翘起的鼻子，一种柔软的南方方言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每次坐火车经过她原来住的城市的火车站，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情感，可是我从来没有在这魔幻的地方下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