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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我的一生。 ”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面前一道光线。仔细看，那光线真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 ；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我努力回忆，努力钻进那时代。可是在这浓密的地区中移动很难，很危险，我感觉到我会接近死亡。再往后，彗星越来越稀疏，有越来越宽的尾巴。我现在处于尾巴的后端。写这回忆录时，我已六十岁了。最早的记忆多半是抓不到的。仅是叙述的复述，记忆的记忆与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绪。我最早的记忆是一种感觉，一种骄傲的感觉。

我刚满三岁，有人告诉我这很重要，说我现在长大了。我躺在一间很明亮的屋子里的床上，然后起床在地板上走几步，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正在长大了。我有一个布偶娃娃，我给她取了我所能想像的最美丽的名字：卡琳 · 斯品纳。我对待她一点都不像一个母亲对待孩子。她更像一个朋友，或者我爱上的一位姑娘。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我们的地址是史威登堡街（Swedenborgsgatan）三十三号 [ 现在改名为篱笆门大街（Grindsgatan）]。爸爸还是我们的家长，可他很快要离开我们。我们的家庭是相当“现代”的——从小我对父母就用“你”这个称呼。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附近，在布莱金厄街（Blekingegatan） ，转弯就到。

我的外公，卡尔·黑尔默·魏斯特白格（Carl Helmer Westerberg） ，生于 1860 年。他是一位领航员，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特的是，他跟自己的外公的年龄差别是相同的，他的外公生于 1789 年：巴黎的居民猛烈攻进巴士底，瑞典贵族反叛国王的兵变失败了，莫扎特写着他的单簧管五重奏。人类历史上相等的两步，漫长的两步，可并不太长。我们够得着历史。

外公讲的是 19 世纪的语言。他很多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人听起来会认为是非常过时的古怪。可是对我来说，外公讲的话听起来很自然。外公的个子不高 ；他有一对雪白的八字须和一个相当大而稍微弯曲的鼻子——“真像个土耳其人” ，他自己

这么说。他的性情是比较活跃的，他有时候会生气。但是没人把他的发作当一回事，马上就过去了。他简直不会怄气。其实他多么愿意和解的样子，会让人认为他是个三心二意的人。要是有人背地里谈论别人的坏话，外公老会替那人辩护。

“爸爸，你当然必得同意那人是个坏蛋！”

“那我倒没听说过。 ”

父母离婚以后，妈妈跟我搬到福尔孔街（Folkungagatan）五十七号。那座大楼容纳、混杂着一群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人。我对那大楼与其房客的回忆有一点像一场 30 年代或 40 年代的电影。可爱的看门人的妻子和她那不爱说话且身体很壮的丈夫。我钦佩那看门人的一个原因是他曾被煤气毒害过——那暗示他英雄般地接近过很危险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