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按“成之以礼”和“成之非礼”两条线索来编订归纳，并包涵各种非礼关系带来的不幸与痛苦，遂使《诗经·国风》从普遍的性关系指南，跃升至礼教的名器，以“成之以礼”的幸福满足，来反衬“成之非礼”的不幸痛楚，达到风化水平的新高度，也是审美和道德的新高度：诗教。如此，孔子删诗，方得“思无邪”之三百篇。

孔子的时代，男女的交往，仍然是自由的，虽然礼教和耻感的尊严，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但也只是作为道德的戒条、风化的教材，尚不足作为做杀人的利器。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虽不被鼓励，但是作为“人情之常”，仍旧是可以被接受并被理解的。及至后世，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男女，仍具有此种自由。从古往今来的传奇小说志异故事中，还是可以看到男女非礼之情存在的影子。只是在某个阶层，如中等贵族，可以实行对女子的隔绝，遂可以要求和实现绝对的“男女大防”。而社会高低两端男女的性关系，仍具有奔放自由的本能面目。如皇族、贵族及下层民间，男女间因为不能隔离而有活泼生动的性的情态。

对《诗经》中自由精神的损害，首在于宋儒；后世的道学，更是添砖加瓦使之蒙尘不绝。至于冬烘陋儒，见《国风》而崩溃，斥之为“淫奔无耻”。这并非仅是道学的痰气，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和思想感情的全面禁锢和枯萎。到了《儒林外史》中，名教与礼教的悬鹄，就只能是无益于世，甚或有害于人伦道德了。及至《红楼梦》中奇女子尤三姐，感觉到柳湘莲认自己为“淫奔无耻之流”，就敢于以死明志。到了那时候，礼教便真是可以杀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