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以物易物根本不是古代特有的现象，它是直到现代才真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当然，在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例子中，以物易物发生在熟悉如何使用货币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货币，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国家的经济崩溃以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复杂的以物易物交易；最近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2年左右的阿根廷。当时，俄罗斯的卢布和阿根廷的美元实际上都消失了。你甚至能偶尔发现某种其他类型的货币开始发展。例如，在战俘营和许多监狱中，众所周知囚犯们使用香烟充当货币，这一现象使专业经济学家大感振奋。但是，我们这些案例中的人都是使用货币长大的，所以在没有货币的时候就需要想出解决办法--这和我最初提到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想象”出来的场景完全相同。

某种形式的信贷制度，是被更加频繁使用的解决方法。当罗马帝国覆灭、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以物易物”以及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同样分崩离析之后，似乎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信贷体系。尽管人们不再使用硬币，大家还是使用旧的王国货币来记录账目。与此相似，愿意用自行车交换驴子的巴克坦人对货币的使用也不陌生，货币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他们只是更喜欢直接进行等价物的交换--在这个例子里，他们认为直接交换商品更具有男子气概。

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亚当·斯密把鱼、钉子和烟草作为货币使用的例子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在《国富论》面世后的岁月里，学者对里面的例子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例子中，以物易物的参与者对货币的使用都很熟悉。事实上，他们也在使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使用。以鳕鱼干为例，人们相信它在纽芬兰地区充当货币的角色。正如英国外交官A·米切尔-英尼斯（A. Mitchell-Innes）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所说，斯密所描述的是一个幻想的场景，由非常简单的信贷协议建立：

在早期的纽芬兰捕鱼业中，并没有永久定居的欧洲人参与。渔夫只在捕鱼的季节出海，其余的人都是商人--他们买进鱼干，然后卖给渔夫，作为渔夫的日常补给。而渔夫则把捕获的鱼按照以镑、先令和便士计算的市场价格卖给商人，并在商人的账本上获记一次信用，渔夫可以凭这个信用购买日常补给。商人的到期余额，由英格兰或法国的提款汇票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