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兴的“士”阶层靠的是个人的能力与学识而不是贵族的身份或血统，才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因此他们成为各国政府的官员之后，就成为反对传统的世卿世禄体制，推进各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中国最终演进为秦汉时代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庞大帝国，应该说与此存在密切关系。

并不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机会从政，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就已经给予私人办学以足够的发展动力了；而私学的发展，导致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壮大，为思想文化的繁荣奠定了人才方面的基础。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此时已经积累起足以支撑新突破的知识了。

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确认，商朝已经存在文字。专家们指出，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了，在此之前必然应经历过一个从产生到发展的阶段，而不会是在商代凭空出现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要早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甲骨文所代表的时代。

出现文字，就有了记载思想的可能。古籍中也确实提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商代不仅有文字，而且已经存在各种典籍。商周两代积累下来的大量典籍，成为思想界取得新突破的知识储备。先秦时代最重要的学派儒家，其创始人孔子就是通过整理前人留下的典籍，最终编定了“六经”，作为其教学授徒的教材；传说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曾在周朝为官，其重要职责就是管理王室的藏书。

也许，诸侯国的分裂为思想的突破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证。在当时各诸侯国的激烈竞争中，出于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考虑，各国君主都在积极地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而不是采取后来秦始皇那样的钳制思想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说，多个诸侯国的存在，也使各国君主无法采取钳制思想的政策，毕竟其他国家都可以成为潜在的躲避思想钳制的避风港。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急需思想界进行创新，以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于是乎，各派的思想家都在喧嚣地四处宣传和兜售自己的主张，各国的执政者也都在思考和比较各种学说，因而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传统上统称之为“先秦诸子”或“诸子百家”。

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写过一篇名为《论六家要旨》的文章，认为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有“六家”，即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后人对此加以补充，认为还存在纵横家、农家、小说家、兵家等，但总体说来，我们今天能指实的先秦学派或思潮，最多也不过是十余家的样子，称其为“百家”，不过是形容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而已。

在此时期的各学派或思潮中，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个学派在当时是影响比较大、比较时髦的学说，它们被称为“显学”，即地位显赫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