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失态的挑衅

由“倭”之演变，顺便也有必要提及日本对中国的称谓。

自古以来，中国有响亮的“华夏”之称，“中土”、“汉土”等亦为日本接受，但到了十九世纪末，“支那”一词却被日本官方广泛应用称呼中国，成为与“清国”区别开来的中国别称。

“支那”的来历与“倭”是两股道，既不原创日本，也不原产中国，此语原本是佛教发祥地印度经书对中国称谓的音译，十九世纪之前，不大被日本使用称呼中国。二十世纪初，原本不含贬义和歧义的“支那”，因为1913年被军国日本指定对中国的统称而沦为蔑称。而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正称，这四个字，日本完全可以作为日语“当用汉字”堂而皇之使用。当时的民国政府也曾多次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对中国使用正称，但狂妄傲慢的日本军政府不加理会，从而激起中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一再抗议和批评。1930年《民国日报》曾发表《日本外交之失态》评论，指责日本当局“国际礼节的失态”， “假使日本人竟毫无理性不肯改变他的态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有相当的报答的”，愤然之下，意欲以“倭国”回敬日本。

令日本放弃“支那”称呼中国，是抗战之一战果。日本战败后，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政府，令其禁用“支那”、一律改为中国正称，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亦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碍于战败的事实，日本政府至此不得不服。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学校教科书、媒体中消失。但战后一些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为表达对中国的不屑，依然不时旧话重提，譬如日本“当红阁老”石原慎太郎，在记者会或者政治演说中，动辄以“支那”称呼时下中国。

作为一个资深政治作家，石原不可能不知道“支那”的来历。但他还是一再坚用此称，显然意在张扬对中国的轻蔑。

毋庸置疑，作为政界人物，石原此举实在有悖“国际法礼”。1970年联合国颁布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第三条规定：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国家在外交礼仪上享有平等权利，如国家的尊严应受到尊重，国家元首、国旗、国徽、代表不受侮辱。

且不论石原是否应该以触犯国际法受到裁处，起码从外交礼仪上，蔑称他国无疑属于“失态”与“无礼”。以无礼和失态挑衅他国之人，即便其有宰相之才，也断无宰相之量，如此石原，怎堪一国“大任”？

中日之后的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赢得对手尊敬。以称呼之蔑，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

现在中日两国政府，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均以“正称”照会对方，就是回归正常心态的表现。至于个别人物，以“旧称”挑动邻国敏感神经，则纯属吸引眼球之出位表演，结果只会反衬出自我精神衣钵中的一个“小”来——凡以“偏狭之量”引导“吾国吾民”者，殊难成就一番“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