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轮子中，一个轮子是靠出口带动，一个轮子是靠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大的基建项目，另外一个轮子变得越来越弱小，这就是国内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费。2008年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从2008年9月份到今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冲击之下，这三个轮子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结构性偏差变得越来越突出。

依靠出口贸易来提升GDP的增长速度，并不是中国的创新，中国是沿着二战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带动的道路来脱贫致富的第四代。根据美国南方中心的一项研究，中国GDP的增长率在全球金融风暴影响之下的2009年，要比在外贸出口很强劲的2002一2007年期间至少下降了2．5％。这个报告说道，尽管中国各级政府挥动了刺激经济的大手笔，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除非中国改变严重依赖出口推动GDP增长的发展战略，否则中国很难维持高于7％的GDP增长率。这跟中国国内的统计数据非常不一样。情况非常清楚，拉动中国增长的第一个轮子在过去十几年里越转越大、越转越快，靠的是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景气、需求旺盛，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发达国家的景气和旺盛状况大大地萎缩，中国出口最多的这些市场，从现在到2015年期间景气是下降的，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大趋势。所以第一个轮子要像以前那么转下去变得越来越难了，它只会越来越缓慢。

第二个轮子就是中国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在中国，这样一种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GDP增长的政策和思路有着比出口拉动更深远的根源。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前，在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投资饥渴症”。这个术语总结了所有指令经济计划体制之下持续不败的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扩大投资近乎疯狂的追求。从纯粹的经济学来解释，这是很难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产能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资、扩大产能?只有将这些决策者官位的升迁、个人权力的膨胀这些非经济的参数引进去，才能理解他们投资饥渴症的动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史上，现在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第二个高峰期。如果我们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系统建立以来的历年投资率做一个回顾，就可以看出来，投资总额占GDP比例有两个时期最高，一个是“大跃进”的三年，1958年25％，1959年29％，1960年33％。第二个高峰期是1993年以后，1993年是32％，然后从一路飙升到2009年的47％。如果你不将从1949年到现在长期发展的投资饥渴症这个最基本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值得我们焦虑。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轮子，是国内居民的私人消费。这是最被忽视、最弱小的，呼吁了这么多年，这第三个轮子始终大不起来、快不起来，也强不起来。我收集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家庭和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下降幅度几乎达到了l／4。2003年到2004年是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GDP里被固定资产投资所拿走的这一块从那一年开始超过了国内居民消费的总量，此涨彼消，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拉得越来越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以上趋势并不是很难理解，正如很多国内国外学者指出的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政治对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有了更多的关怀，但从决策层来看，国内普通居民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边缘群体，与此对应，行政系统始终是强势集团，他们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做出的决定是强制性的，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居民、私人对福利增长的要求，能够将家庭私人消费水平从总量上压缩到相对的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