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私人和家庭消费的比例指标，中国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即便是那些人均GDP比我们低得多的经济体，在国民生产总值怎么分配这个问题上做得都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具有比较稳健的或者至少是在显著发展中的民意的制度化渠道，而中国明显缺乏普通居民的利益诉求输入到政府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机制，这导致中国GDP增长之后财富怎么分配具有偏差性的现象。

中国的这种问题属不属于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的通病呢?我将所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50年内，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里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富格局不单在社会主义国家格局里是最强的，在全世界也是强势的。至于原因，我初步的观点是，在所有曾经存在和现在仍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实行了最严格和最长期的城乡居民户口分隔制。

预算公开破除国富民穷

我认为一定要扭转中国国内家庭私人消费总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下降的局面。从纯粹经济发展的理论来看这当然是要改变的，如果说内需让民需而不是官需持续提升，就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福利工程，要修正一系列公共财政法律规章，比如说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通过同级的人大和政协的公开辩论。这个信息一定要上网。而且要改革、改良一系列的产业政策。

这两年国内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咱们中国人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为止，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模式，将别的国家的人所享受的、看电影的、跳舞的、上教堂的所有时间用来辛辛苦苦地干活，将经济干得不错了，这时政府官员出来了，说不能让民间有太大的自主权。对于此，要将眼光看得远一些，要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国进民退已经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当政府将经济管制得太严、官员对中国经济资源掌控得太全面，将中国经济搞得气息奄奄了，然后就放开，因为他管不下去了，这时就是“国退民进”。这时老百姓又开始勤劳，辛辛苦苦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好了，但中国官员又回来了，又鼓吹“国进民退”了。政府行政系统的财政预算，如果说没有同级的人大、政协公开辩论、审核，该减的减，该算的算，没有本地区居民对财政透明度的了解，就没有办法改变国富民穷这个相对格局。

最后还要讲一下，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对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不能低估，因为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是对问题和代价的反思。我们在比较一个政策、一个体制好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提法。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理性的、尽可能不要太意识形态化的面上讨论中国发展政策、中国模式该怎么样修正。

在国内一提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很多人就讲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式，你要讲中国模式有毛病，你想怎么样?实际上他就是堵塞了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系统实事求是的全面检讨和反思，然后就堵塞了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

我们非常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延续的时间太长。

(作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