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含义不定的名词，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我”的叙述像是在纯粹的坦白。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中指涉不定的叙事者，和纳博科夫（Nabokov）、博尔赫斯（Borges）、卡尔维诺（Calvino）、约翰· 巴斯（John Barth）、菲利普· 罗斯（Philip Roth）作品中自恋的故事讲述者总是在和读者玩游戏，读者通常被当作游戏的另一方，因而无法把握作者暗藏在第一人称中的所有含义。

——理查德·伍德沃德（Richard Woodward）

众所周知，在文学中，自传并非完全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对于作者来说，试图掩饰某些事件或夸张的故事是情有可原的，况且我们偶尔都会说几句善意的谎言并对那些不值得称道的细节避而不谈。然而，照相机（一个深入进行自我分析的有效工具）可不像笔头那么“宽容”，因为摄影依然被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反映者。可以说，那些揭示了私人生活或自白式的自拍照满足了人们对于“真实性”的期待。

这种期待或多或少是出于我们对某些拍摄模式的熟悉。许多自拍照运用了一种日记式风格，在美学上采用随意的家庭快照或报道摄影中的抓拍方式。尽管照片很大程度上是被

虚构和设计出来的，但它们仍然让我们相信摄影是一种“证据”。美国摄影师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1943 ～ ）和南·戈尔丁（Nan Goldin，1953 ～ ）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将一种随意的日记式影像风格发展为正统的艺术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两位摄影师拍摄了大量极为个人化的私密的肖像照，照片刻画了其周围的一群人，一群勇敢地过着伯希米亚式生活的男人和女人，这些影像照片同时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录。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摄影师的朋友们是如何代替了本该出现在自传式“相簿”中的摄影师的家人们。

家庭自拍照的随意性一直以来都受到业余摄影师的青睐。“克罗默的收藏展”（Cromer’s Collection，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乔治·伊斯曼摄影博物馆馆藏展）展出了大量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摄影术发明之后由佚名摄影爱好者拍摄的，带有轻松和随意的味道，这些照片很好地证明了在摄影诞生之初，摄影师就有了在熟悉与“平常”的环境中拍摄人物的冲动。其中一张照片，主人公正在与一个穿着拖鞋、惊讶地躲避着镜头的女人下象棋；另一张照片中的人物被展示在简易的木框里，与19 世纪中期肖像照片精美华丽的相框不同，这些照片所流露出的日常生活的随意性，与过程繁复的银版照片的正统风格形成了对比。

如同日本“私小说”（以描写自我情感与心境为主的文学体裁），许多自拍照在摄影语言上也是自白式的，对情感的表露通常直接而真切。在冰冷的机器前袒露灵魂并非难事；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宣泄情感且只需对自己和没有生命力的相机负责。对于那些希望将私人情感公开化的人来说，网络是一个表达自我、引发共鸣的平台。照片在网络上已成为共享资源，或许正因如此，虚拟空间有助于我们对日记的概念形成新的理解。虽然便携相机使拍照变得快捷容易，照片也可免费在网络上传播并即时共享，但需切记，与自传写作一样，拍照的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摄影师只呈现他希望呈现或他所接受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