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理解的是，多数受到家庭快照影响的日记式自拍照都会探讨有关家庭的概念、摄影师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如何直接影响其身份的构建。从与父母的关系到为人父母，这种身份的迅速转变为拍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大量自传式的自拍照是学生在第一次离家时拍摄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记录下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身份。我们的身份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对象从家人转变成朋友时——我们与朋友的这种关系可成为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个人的喜怒哀乐超越了个体而上升到更普遍的层面，自拍照因其幽默、讽刺和多样的表现手法，成为探索这种普遍性的最佳媒介。事实上，无论自拍照努力探索的是什么，它终究是自恋的。

自传式的作品通常被解读为一种自我表达式的“ 治疗”，通常摄影师将自拍作为一种视觉手段来记录个人生活中的不幸或艰难。艺术家汉娜· 薇莉格（Hannah Villiger，1951 ～ 1997） 用自拍的方式记录下自己与癌症斗争的体验；时尚摄影师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1920 ～ 2004）也同样用自拍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治疗的过程。薇莉格的自拍照私密、真实且充满感情，照片展现的是她因患病多年而不断恶化的身体。纽顿则选择了一种更为冷静的方式：他在病床上自拍，床边还整齐摆放着医生工作时的照片。相机充当了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屏障，从而使纽顿与自己的疾病产生距离，并能够客观且中立地拍摄患病时的自己。这些照片揭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并呈现出他的厌恶和恐惧。尽管两位摄影师的拍摄风格迥异，但他们的作品都在告诉我们：摄影有助于我们应对人生的艰难时刻。

本章中的艺术家同样考虑将回忆录的概念运用到自拍照的创作中。尽管“回忆录”这个词有时与自传同义，但它的拉丁语词根是具有“回忆”的含义的。“回忆录”就像回忆那样，融合了虚构与现实。一部回忆录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它并非不加选择地记录一切，而是捕捉和追忆那些特殊的人和事，并将其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在艾瑞卡·洛克菲勒（Airyka Rockefeller，1979 ～ ）和艾丽娜·布劳两位摄影师均从个人体验出发，他们深知摄影“意图去展现的”和其“所能呈现的”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极为个人化的作品最终上升到更为广泛、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使迷人的自拍照充满了无法解答的疑问。

自传式的自我探索并非一定去指涉一个统一的自我。影像日记、回忆录或日常的影像记录可以轻易地展示出自我的多个不同侧面。这在更为表演化的拍摄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拍摄方式既可以是随性而极度个人化的，又可以是严谨而有条不紊的，正如那些不断地拍摄自己以努力寻找自我位置的艺术家所呈现的那样。另一些摄影师则根据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来设计情节，并将这些自拍照片作为个人经历的象征。就本章所涉及的摄影作品而言，摄影师力图去展现而非去掩饰，他们将自己的一部分展露给公众。那些阅历丰富的艺术家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通过这种分享，唤起他们去探索含义不定的“我”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