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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日本全民评论家”时代(6)

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 作者:(日)大前研一


这是偏差值一代典型的想法。比起每每轻而易举地升学、就业的精英,毕业后在社会上饱受磨炼、孜孜不倦、继续学习的普通人应该更具有看透世界的眼力,但是因为从小就被植入了“偏差值高=头脑灵活”的观念,所以他们无法从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中摆脱出来。

人们发现周围的同学中比自己偏差值高的人或是进了政府机关,或是从事媒体工作。所以他们认定政府机关是不会犯错的,报纸和电视上登载或播出的内容也都是真实无误的。什么事情都由偏差值高的人为自己解决,所以自己什么都不用考虑,只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就可以了……就这样,偏差值教育剥夺了日本人的热情与野心,甚至扼杀了人们思考的习惯。

填鸭式教育制造“傻瓜”

在国际学历调查中名列前茅的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实施的是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的教育模式。对于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他们会这样教导:“你的想法很棒。再进一步发展的话,会怎样呢?明天再接着想象一下。”他们的教育允许100个人有100种不同的回答。

因为丹麦当时的教育无法适应有无尽可能的21世纪,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丹麦实行了教育改革,教育不再是“教”,教室里的25名学生,有25种回答,是理所当然;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正确结论,也没什么不可。孩子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学”到了领导能力、团队合作和积极进取。教师的职责是辅助学生学习,他们不再被称为“教师”,而是被称为“导师”。

反观日本,教师遵循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将问题的答案灌输给学生。没有听到预期的答案,老师就会告诉学生“这是错误的”,并且还会举行考试来检查学生是否牢牢记住了答案。而且因为他们用偏差值来给学生排列名次,所以学生的自由想象力和决断力都得不到提高。如此反复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一批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自行思考的人。

在有着确切答案和模板式规范的20世纪工业化社会时期,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大量能够一致地、机械工作(即不需思考)的人。但是现在,只要是有答案的问题,上网搜索一下,任何人都可以即刻明白。或者说,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需要着重研究有多解的问题的时代。

在没有答案的时代,需要的是思考能力、决断力、判断力以及行动力。世界上没有百分百正确的答案。比如,现在应该用日元、美元,还是用欧元存款?这个问题就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可以通过收集信息,进行推断。是否能够根据手中有限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是步入社会、进一步走向世界所必需的能力。我们希望日本的教育可以通过训练使人们掌握这方面的能力,培养出敢于挑战没有答案的世界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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