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16 世纪那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导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私人银行家以国王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正是这个创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战争能力。借助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的发行及其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几个欧洲霸权国家以残暴的殖民战争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信用体系，它们迅速完成了“欧洲对于世界的革命”，并把整个世界以“债务”和“金融”的方式联系起来。

同时，欧洲资产阶级以扩大税收和银行券不断贬值的方式，把国家的开支、战争的开支以及放债者的利润统统转嫁到欧洲大众身上，最终把他们剥夺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从而也把“欧洲对于世界的战争”转变为欧洲内部的革命。

正是伴随着战争国债制度，即以国家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这一创制，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货币交换”方才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交往方式。竞争性的市场不过是竞争性的国际关系的日常化、社会化表现。

所谓议会民主、代议制均是从政府融资制度中脱胎而来，因此，如果离开了从王权国家向“债务型国家”的转变，就完全不能理解从封建贵族制向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演变，当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选举、代议政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 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因此，16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