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视着比利，即便是谈到枪的话题，他的神情也没有任何变化：照样抠着他的伤口，宛如行尸走肉一般——眼神呆滞，毫无生气，一无所惧的样子。“我并不期望你会知道。”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你见没见过你的祖父母？”

“没见过。他们住在巴克迪亚州。”

“那你还有其他的亲戚吗？”

“有一些。”

“你喜欢哪个亲戚？”

“我喜欢梅琳达阿姨。”

从他的回答中，我察觉到些许热情的迹象。于是，我问：“你住院时，想不想让梅琳达姨妈来探视你？”

“她住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如果她不远千里而来呢？”

“如果她愿意来，那当然最好。”

我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我想马上联络梅琳达阿姨。

而我现在必须结束谈话诊疗。于是，我向比利说明了医院的工作流程，并告诉他，隔天我还会再去看他，而护士也将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睡前还会给他服安眠药。接着，我领着他回到了护理站。写完比利的医疗诊断报告后，我来到室外，天正在下雪。

欣赏了几分钟的雪景后，我又回到了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书。

与比利的交谈令我感到压抑，因为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应该充满生命的活力，但比利如此死气沉沉，的确令人窒息。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比利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谁是幕后的“恋尸癖”在扼杀着比利生命的活力？比利的父母是逃避罪恶感的恶人吗？似乎一切都隐隐约约有答案，一切又不确定。但有一点却十分肯定：孩子是一面镜子，反映着父母的心灵，是父母的问题，才导致了孩子的问题。现在，比利如此抑郁，他会像哥哥那样选择自杀吗？我十分担心，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提到梅琳达阿姨时，我感觉到了在比利死寂的心中荡漾起了一丝生命的热情。这种热情就像在无边的沙漠中看到了一片绿洲，也如同即将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那么，我能让比利获救吗？这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