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周期在几十年前似乎失去了其普遍可预测性模式，原因有二：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周期大大延长，人口数量众多的“婴儿潮”一代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年龄具有通货膨胀性，导致通货膨胀趋势大幅走高；其次，按照旧有的60年周期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会迎来“大萧条”之后的新一个经济寒冬，而我们却经历了史上最大的繁荣期。因此，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会出现大批预测大萧条的著作，拉维·巴特拉（Ravi Batra）、罗伯特·普莱克特（Robert Prechter）、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和哈里·菲吉（Harry Figgie）的著述得以大卖。我对这些作者都满怀敬意，通读了他们的著作，相较于大部分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和周期规律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不过，我同时也研究学习人口学和婴儿潮。我清楚，当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世代在20世纪90年代正处于消费与借贷的最好时期，所谓的大萧条根本无从谈起。我在1992年年末出版了《荣景可期》（The Great Boom Ahead），提出了为期大约80年的新四季经济周期理论。我看到“婴儿潮”从增强通货膨胀与繁荣的角度扩展了经济周期，我们的预期寿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大大延长，随之延展了与人类相关的所有周期，荣衰周期长度当然也不例外。

关键在于，康德拉季耶夫的四季周期理论仍然有效，只是在时间和强度上都有所增强。如果我们通过人口学预测支出与通货膨胀的周期，就能够更准确地把这个力量强大、支配一切的四季经济周期写进未来。

这一周期长度从接近60年延长至80年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经济在过去10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20世纪初，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80%的人口从事农业、采矿甚至捕鱼。商品周期基本维持在30年未变（见第六章），而世代性与人口周期更接近40年。围绕商品周期运行的各个周期意味着每29年或30年出现一次荣衰交替，因为农业社会消费者对于经济的影响几乎无法与当今富有得多的城市中产阶级相比。即便是今日中国与印度的农村消费者，鉴于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对于经济几乎也没有任何影响。因此，20世纪内，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之后的美国股市在1929年、1968年和2007年迎来了主要的长期牛市，它们之间的间隔均为39年，恰巧与上三个世代的峰值支出吻合。

每个四季周期包含两个荣衰周期，因此两个商品周期叠加为58~60年，与20世纪初之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情形一致。经历了咆哮的二十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了史上首个民众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诞生。他们的消费周期取代了商品周期的主导位置。因此，荣衰交替会每39~40年发生一次，两个这样的荣衰周期就加和成为一个为期78~80年的经济周期。

“婴儿潮”一代的规模提升了通货膨胀与经济/股市繁荣的水平，而快速提高的预期寿命以及由商品经济向大众消费经济的转变也将荣衰周期由30年拉长到了40年。这些都解释了为何大部分康德拉季耶夫支持者都错误地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会出现大萧条。在新的周期中，大萧条会迟来20年，也就是会在21世纪前10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