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生活的房地产化。随着房地产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展，所有城市居民都被推入商业化的房地产买卖中。而由于宏观政策等因素，房屋价格几乎呈现出单边上涨趋势，于是，拥有一定财富的家庭全都卷入房地产投机中。所有消费者都带有投资倾向，相当多投资者带有投机倾向。当然，另一方面，所有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眼看着房价以超出工资增长的速度飞涨，只能望房兴叹。月初发布的中国社科院2010年《经济蓝皮书》说，85%城市家庭无能力买房。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房屋焦虑症”。热播、然后被停播的电视剧《蜗居》，就写出了房屋压迫下民众的精神焦虑与扭曲。

据此可以说，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中的肿瘤。中国不是迪拜，而是一个大国，其健康的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经济结构的房地产化必然抑制企业家的产品创新热情，挖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矗飞速上涨的房价大大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并损害民众的尊严，抑制民众的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城市房地产价格腾涨，必然扩大城乡居民财富差距，给农民的市民化制造无法逾越的障碍。房屋价格飞涨，也必然扩大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房地产业一枝独大，也将恶化政府治理，激化官民对立。

凡此种种表明，依靠不合理的制度、政策维持的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不利于社会稳定，更不利于中国尚未完成的体制转型。因此，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都需要进行一次“去房地产化”或者“房地产常态化”的努力。房屋是人所需要的，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也是重要的，但它不能被人为地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让房地产业恢复其常态。这包括，对土地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打破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垄断，开放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废除已经丧失了法律依据的拆迁制度，城市改造由开发商与居民谈判交易，政府只有在确实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按《物权法》征收居民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改变官员政绩考核制度，让民众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官员的升黜；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权与事权，把地方政府从经营性角色中解脱出来，使之真正成为公共秩序管理者，而不再扮演城市“经营者”的扭曲角色。

这些改革当然是艰难的，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打破房地产依赖症的努力绝对是必要的。否则，一旦某一天房地产泡沫破裂，整个社会秩序都会被撼动。

跳出现有政策框架调房市

从去年年底开始，政府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在一个月内，接连出台五项政策：

2009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

2009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

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出增加供给、抑制投资投机、加强监管、推进保障房建设四大举措。对失控的楼市进行调控，从而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这一政策被称为“国四条”。

2009年12月17日，中央政府五部委发出通知，将土地出让金首付比例提高至50%。

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它是对国四条的细化，提出了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等11条措施，被称为“国十一条”。

上述政策之出台，可谓紧锣密鼓，显示了决策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和信心。上述政策旨在追求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抑制投资和投机性购房，遏制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同时，促使房地产行业转型，回归民生，致力于满足普通民众对住房的消费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