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父亲不停地说。“想想这儿本来该有多热闹！”他喊道，“他们怎么搞砸的？因为不够‘民主’。”父亲对一头雾水的我们说：“你必须想办法维持一定的水准和品位，又不至于曲高和寡到破产。在亚布纳和汉普顿之间，总该有一条生存的妥协之道。耶稣基督！”他喊个不停：“耶稣基督。”

我们跟着他绕过破败的建筑和张牙舞爪的草丛，发现了乐队的旧巴士、工作人员的大卡车——上面装满了生锈的高尔夫球杆。它们都曾让弗洛伊德保养得好好的，现在再也不会动了。

“耶稣基督。”父亲说。

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厄尔的呼唤。“呃！”它喊。接着我们听见两声来福枪响——来自远方的焦点湾码头。我想大家都知道被打中的不是海豹，而是厄尔。

“天啊，温！”母亲说着抱起我就跑，弗兰克跟着她激动地跑来跑去，父亲也抱着弗兰妮飞奔。

“缅因州！”他大喊。

“我打到一只熊！”码头上的男孩欢呼道，“我打到一只熊！”那男孩穿着软法兰绒衬衫和连身的粗棉布工作服，两个膝盖口都磨破了。他的红发给浪花溅得又硬又亮，白皙的脸上长了一片怪异的疹子，还有一口烂牙，看来只有十三四岁。“我打到一只熊！”他尖叫。他太兴奋了，海上的渔夫一定都奇怪他在叫个什么劲；马达声和海风太强，他们听不见。于是小船纷纷朝码头靠拢过来，渔夫们颠步上岸，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厄尔躺在码头上，大脑袋傍着一团涂了焦油的绳索，两条后腿瘫在身子下，一只前爪离一篮鱼饵只有几寸远。它眼睛早就不行了，八成把来福枪看成了父亲的钓竿；说不定还约莫记得曾在这个码头吃过不少鳕鱼。等它走近男孩，老熊鼻还能让它闻得到鱼饵。男孩一直盯着海面找海豹，无疑被突然出现的熊吓了一大跳。他射得很准——虽然以那么近的距离，谁都射得到——两枪都命中心脏。

“天，我不知道它是人养的，”拿着枪的男孩对母亲说，“我不知道它是宠物。”

“那当然。”母亲安慰他。

“对不起，先生。”男孩对父亲说，但是父亲听不见。他坐在码头上，把死熊的脑袋搁在他腿上，搂着厄尔的老脸哭了又哭。他当然不只为厄尔而哭，更为了亚布纳旅馆、弗洛伊德及1939年的夏天而哭。但是我们孩子只觉得不安——我们和厄尔相处得更久更熟，而父亲只是个陌生人。我们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个刚从战场和哈佛回来的男人，竟然抱着我们的老熊号啕大哭。我们年纪还小，并不真正了解厄尔，但是熊的存在感——它硬硬的毛、带着水果味的混浊气息、枯萎天竺葵般的体臭、还有那股尿骚味——在我们的记忆中，远比去世的拉丁教授和外婆来得更加鲜明。

我清清楚楚记得四岁时，亚布纳废墟下的码头这一幕。我由衷相信，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初的记忆——而非别人转述给我听、描绘给我看的二手经历。那位强壮温文的男士，就是终于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父亲，他坐在那里抱着厄尔啜泣——在毁朽的码头上，下面是一片恶水。马达声轧轧响的小艇一艘艘靠过来。母亲拥着我们，就像父亲搂厄尔那么紧。

“那蠢小子好像打到谁家的狗了。”船上有人说。

码头的阶梯上来一个身着污黄色雨衣的老渔夫，花白胡子底下有一张斑驳的黑脸；湿靴子吱嘎响，身上的鱼腥味比厄尔爪边的鱼饵还浓。他上了年纪，应该在亚布纳还是大旅馆时就在这一带活跃了。这渔夫也是见过好日子的。

老渔夫看见死熊，便把挡风用的宽帽脱下，拿在硬如鱼叉的手上。“老天爷，”他敬畏地说，另一手揽住男孩簌簌发抖的肩膀，“老天爷，你杀了缅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