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可以看到，1962年10月真正的核战威胁并不是来自“大人物”，而是来自“小人物”，典型事例就是“黑色星期六”的“狗娘养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种种事件迅速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掌控。用拉姆斯的话来说，“在所难免”的事件到处发生。没人能预测下一个事件会在哪里发生，也没人清楚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约翰·肯尼迪和乔治·W.布什之间本质的不同在于，肯尼迪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他能够本能地鉴别出历史的混沌力量。二战中海军尉官的经历教会他要考虑到会有搞砸事情的人出现。他知道总司令不可能掌控战场上发生的一切，351无论白宫接收多少情报都无济于事。

冲突双方都装备有核武器的这一事实，实际上给肯尼迪增添了额外的约束。即便是一场小冲突，比如美国军舰与苏联潜艇交火，都有可能导致数千万美国人丧命，这样的噩梦一直萦绕于约翰·肯尼迪的脑海中。即便只有一枚苏联核弹头击中美国城市，也会导致至少50万人的伤亡，这一伤亡数字是美国内战的两倍，光是想一想就足够令人清醒了。

俾斯麦对政治直觉的定义是，在所有人之前听到“远方历史的脚步声”的能力。在“黑色星期六”的内阁会议室中，肯尼迪的周围正激烈地讨论着，放弃土耳其的“木星”导弹究竟会给北约带来多大的损伤，他必然在聆听着这阵脚步声。副官们的思绪落脚于政治和军事的术语，然而他的思绪却落脚于历史的术语。他明白自己必须与赫鲁晓夫摊牌，否则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力量平衡将会被永久改变。他也同样明白，如果他没有力所能及地去避免核战的爆发，未来的世世代代将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古巴导弹危机证明些许个人会在政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品性非常重要。如果1962年10月时任总统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场危机的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博比·肯尼迪后来记录道，当时参加执行委员会讨论的十几位高级顾问都“无比聪明、精力充沛……是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的一批人”。然而在罗伯特·肯尼迪看来，“他们中将近一半的人如果时任总统，那么这个世界就很可能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去”。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依照的根据在于，执行委员会将近一半的成员都赞同对古巴导弹基地进行轰炸，而走到这一步，就很可能会促成美国对这座岛屿的入侵。

即便是具备了今天的后见之明，我们也无法弄清，如果约翰·肯尼迪采纳了鹰派的建议，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大约会对这一羞辱忍气吞声，但他也可能对柏林或其他地方施加报复。我们也可以想象，身在古巴的苏联指挥官可能会使用战略核武器进行防卫，而对莫斯科的指令不管不顾。如果军事通信出现故障，这些武器的控制权也将被迫移交给指挥各个导弹部队的将领手中。我们都知道发射一枚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去打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只需几分钟的时间。352如果遭受这样的攻击，肯尼迪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回应，进而想要把这场核战局限于古巴将变得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