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人基于以上的命题意识，从 2011年以来，进行了几场小型与大型、闭门与开门的读书与讨论。 2013年 3月在亚洲学会年会期间，由齐慕实（Timothy Cheek）组织，更展开了一个“研读列文森”的小组发表会，到会者除了思想史、学术文化史的同行以外，还包括了列文森当年的门生以及同事，形成了座无虚席、人满为患的场面。

如何重读？

2013年亚洲学会的那场讨论，我们“读书小组”的成员提出了三个报告，由我作点评。齐慕实因病缺席，所以我们谈了晚清民国，谈了新清史、鲁迅以及当代，但是独缺对毛泽东时代的讨论。这三篇报告大致说来，展现了以下几个不同的阅读战略。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从列文森到今天，北美以及西方学界积累了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文献档案。列文森在许多命题上提出大问题，但是没有细致的答案。我们今天重读列文森的第一个战略，就是在他所提出的命题范围里充实内涵，翔实理解，以今天所掌握的资讯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个明白包含了对当时被封闭的档案的解析，对所谓的敌对面的同情的理解；这个明白也包含了对当年研究不足的补充，对一些不假思索的假定提出新的挑战。当年有许多历史情节以及人物被单面向脸谱化，当年有许多立场以及推想被主观地作了决定。现在在资讯更充足、视角更宽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一些老看法进行多面向、多元的理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今天的学人们可以跨出当年语境的制约，虽然并不全盘推翻列文森的架构，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可以跨越他的理解。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在谈这个方法的时候提出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重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就像走访荒地里的大教堂：大家都知道有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教堂在那儿，值得一访。然而教堂所处的地方又已经沦为荒郊，今天如果造访，必然需要专程绕道，走平常不走的路，为重读而重读，为发现而重新发现。第二个比喻，是说重读列文森仿佛是浏览家族照相簿。我们可以隐约在影像中看见自己。然而前人如何，未必决定后人必定如何。同与不同、承继与扬弃之间，前人跟后人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今天重读列文森，一方面是回头看看北美汉学界曾经走过的道路，这个回顾有助于我们的学术自我认识，另一方面，这个重读却是绝对无碍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以新的理解来照明过去的一些死角或迷思。

列文森的宏文毕竟是一代宗师的大作。我们重读的另一种途径，就是把他的文本看成他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作。无论我们今天对列文森的史学评价为何，他在 20世纪的中期都被看待成领军人物，我们如果认定这本身就代表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所创构的文本究竟体现了哪些特色？那些特质来自何处？他把中西文化作了两极的对比，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作了截然的对立，把中国看成只有传统，把现代等同于西方，这些假设在 20世纪虽然引起争议，然而同时也深具说服力。我们必须要问：他的说服力源自何处？他的思想具有什么渊源背景，师承何处？支撑来自何处？如果我们今天无法继续与他共鸣，他与我们前后相去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以来思想史上的落差在何处？我们如何建设性地理解这个落差？这个理解对我们今天的自我反思有什么样的启发？